死于青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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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早上起来，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天下之大，人无完人。，要是摊书了，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得理不让人，心胸岂不是太狭窄了吗？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性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性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没法控制。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抹稀泥的性格一样，一朝形成，改也难。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讨好地问：
“要不然，呢，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显然没法两全其美了。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就是马有利本人，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谁都不怎么怵了。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重审是绝不可能了。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压了指纹，也不能再行涂改，这是规矩。万般无奈，徐五四只好哼一声，说：
“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
这对于英雄来说，的确有点成泥了，他堆起一脸肉纹，似哭似笑，十分难堪，“你看，这么一闹，这么一闹，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咱们也算老民警了，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
“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关我什么事。”
“这唉……”
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心就软下来，“这样吧，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就说全是我问的，你光管记录来着，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乱，搞得你没记全，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这份材料也没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不能再有迁就了，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车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车站，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
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交差了，这差怎么交？说心里话，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特别是现在，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队里还没做出处理，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就因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凌队长该怎么看他？轻的，说你不会审案子，重的，说不定会觉得你这人太狂，不听招呼，自以为是，等等，反正没好处。可是，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哄着领导；那样识眼色，会来事儿，他也实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什么大队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从进公安学校大门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个长警察．．要当个向国家向社会何人民负责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队长由此腻味了他，哪怕再把他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他反正要当一个好警察。洗脸地边的地面湿流流的，迎面的镜子上溅着不少牙膏的沫点子，有半块肮脏的肥皂片儿不知被谁有意无意地落在池台上了，到处都留着粗鲁与匆忙的痕迹。下车厢微微摇晃着，节奏似乎有点乱，车轮的声音也变得丰畜了一些。从窗户上可以看见车外一道道凌乱的铁轨，流线似的向后飞奔，车轮在一个接一个的道岔上摇来摇去，哦，这是到二七机车车辆厂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表，那金黄、纤小的菱形坤表很不协调地系在他筋骨结实的手腕上，——十一点三十分，离进站还有五分钟呢。他不急不忙地打湿手巾，慢条斯理地擦脸，然后又凑近那块不怎么干净的镜子，自我端详起来。男子汉本来不应当过分关心自己的脸蛋，可最近这几年，他却总是随身揣着面小镜子，不时照照，成了习惯。要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大镜子，也无一例外地不肯放过。瞧，才三天，胡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实他的这张股，胡子刮干净的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十岁呢！年轻十岁，那该是二十岁，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蓝色的民警制现背起一个一七百多广大口的大“片儿”的年均２０的居委会主任是个老资格的“街道工作者”，无论徐五四怎样郑重其事地说话，老气横秋地走路，也没法儿改变她那从老花镜后面露出来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时候，他是多么认真地盼着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鱼尾纹来，多么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毛刮硬。可如今，却又要为自己的老相而烦恼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出娘胎的。在他们全分局，满三十岁还是孤家寡人单挑着的，恐怕只剩下他独一份了。他丑吗？不不，一点也不，有公论，他的正面、侧面、斜侧面，甚至连他的后脑勺，都是端正顺眼的；身材也不错，虽不是人高马大，却也结实匀称。有人说他的五官象阿兰·德龙，还有人说他的脸形象姿三四郎，他当然不敢就那么自居了，可背着人拿镜子照照，倒也能附会出一点类似的味道来。那么，是他的眼光太高吗？也不，冲他家那个“五行缺金”的宅门，即便真的招进个花瓶一样的大家闺秀来，也准保养不起，这点自知之明，，化还是有的。他的要求其实很现实，只要能找个对他妈好一点的，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姑娘，他就打算念佛了。当然，最好也别丑得过分……。可就是这种简单得几乎算不上什么标准的标准，也没能给他对付出一个内当家来。从二十二岁那年谈的头一个对象算起，打了八年持久战，六易对手，竟没有一个能够“终成眷属”的。就为一个穷字，能使比他精神十倍的小伙子照样黯然失色。徐五四自己偏偏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看不上我，我也绝不上赶着巴结，姜太公钓鱼，“宁在直中取，不立业户求。说句实在话吧，他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姑娘们看得起呢？是他家的破桌子烂板凳，还是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老太太？
于是妈老骂他：“你就去巴结巴结姑娘家，能掉你一块肉吗？”“我凭什么巴结人家，凭什么巴结人家？我缺胳膊少腿了怎么着！”他嘴上这么固执，可随着年龄的渐长，骨子里也不得不慢慢服软儿，到了去年冬天和那个在花店工作的姑娘交上朋友以后，他终于自动放弃了他的“姜太公方针”。
没法子，人到而立之年还不能成家立业的，不要说自己抓耳挠腮的耐不住，就是那些个蜂拥而来的闲话，也要搅得你不得安宁。在这次去清河农场提审马有利的前几天，他竟听到秘书科的那几位“老弱病残”居然在背地里疑心他生理上有缺陷，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这些人，你能受得了吗？
“各位旅客，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交通运输的总枢纽，北京……”
播音员的声音娓娓传来，把他心头倏然浓缩起来的愤怒冲淡了片刻。那声音已经不十分水灵了，播音员的年龄儿成已经不轻，准是结过婚的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终是人之常情啊！
其实，对他的婚事最着急最上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妈。
他三岁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儿寡妇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阵子胡同里还当真有几个迷信老太太，暗地里说是浪儿两个八字太硬，把个短命冤家的男人给克死了，将来的受罪日子不说，保不定还得相生相克，非再死一口子不结。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妈谁也没克死谁，相依为命地过来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们在北京没什么亲支近脉可以帮衬，开始每月全靠国家给的二十几块基本生活费，加上妈给人洗衣服挣嚼谷垫补着延命，紧是紧点，却也温饱齐全。后来五四大一点了，就上街拣纸，日子总是一天好似一天的。到现在家里不但没拉一屁股债，反而小有积蓄呢。要说两个人都命硬，大概也是铁锤砸在铁砧子上，负负得正，恰好！
爸死得早，妈不再嫁，一个人养他。把他从三岁拉扯到三十岁，是妈一辈子里最最引为骄傲的大业，但凡和街坊四邻扯起闲篇儿来，总忍不住要把他端出来向人炫耀，就象个手艺匠对自己心血凝聚的作品那样自鸣得意。当他第一次把自己挣到的工资放在妈妈的手心儿里，她那副咯咯傻笑的样子，恨不得都能叫人掉下3日来；还有他头回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回家那次，妈aoy稀罕劲儿，又象个头回中了奖的孩子，捧着奖状自个儿端详嫌不解气，又跑到外边满世界给他抖落去了。其实妈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奖状多得不值钱，可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又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大概那天前院的梁大爷还冲她发了几句拉扯孩子到这步如何不易之类的感叹，好嘛，足乐得老太太将近一个礼拜没能歇下劲儿来，仿佛三十年的全部辛苦都能在这几句可心话中得到某种短暂的补偿了。在五四跟前，妈也总爱呼叨她那份辛苦，其实她从他身上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安慰和满足。自从他当了民警以着妈就开始在街坊四誓师大谈起”公安！司邀一厂似购儿子当了人民警察，当妈的也就是半拉“政府人士”，以前为儿子做的和今后继续要做的一切，也都带着些为国效力的意味了。
“我那个五四呀，忙！成天价不着家。”她常常用这种夸张的语气先声夺人。然后再带着几分神秘，压低嗓门儿对她的听众说：“可不得了呀，跟您告诉吧，现在见天都有劫道儿的，捅刀子的，耍流氓的，喷喷，您说，他们公安局的能不忙吗？敢情！”她能从听者肃然起敬的表情上，尝到一种无可代替的自豪和快乐。
可是，儿子老是说不成个对象，不能说不是件叫人烦心的缺憾。五四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当妈的心病也一天天重了，架不住老有人问，五四找着朋友没有？怎么还没找着哇？人前人后，这两年她都快抬不起头来了。连阅人极广的于英雄都深有感触地说劳务五四。和花店那姑娘眼看着就要成了，妈毅然决然地领他到王府井那家大玻璃门的瑞士表店去，在那金碧辉煌的柜台里，挑了一块小巧精美的雷达表。三十年了，妈几乎从来没有一次出手过十块钱以上的整数，而这块比五四的指甲盖几大不了多少的坤表，竟要了三百二十块钱，几乎占了他家全部现金积蓄的五分之三，可妈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这事的悲剧就在于，恰巧就是那天晚上，“卖花姑娘”和他做了最后一次交谈……
打那次失恋之后，徐五四对于找朋友，实在有点倒胃口了，似乎再也打不起兴趣和精神来。可妈却一反前几次怨人自怨的常态，反倒显得很大度、很踏实，满怀信心地把那块雷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