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爱-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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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前一向自卑抑郁的我很难有的一种体验和心情。这种心态大概和我经过了艰辛的努力，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有关。是那些人生顺利的小同学难以理解的。他们大都从应届高中考入，认为再上学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更不会明白一个像我这样被父母之爱禁锢得几乎失去了自由的人终于挣脱牢笼的感觉，他们永远不明白上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会明白一个懦弱的人被众人所轻视，那人以命抗争，终于以为能摆脱桎梏而又面临走不了的那种压力的。一个馒头对于平常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饥饿难捱的乞丐来说，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学校位于H市的北郊，门口有一条通向山里的马路。一进大门就是学校的主楼，它像所有以前的办公楼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学校觉的这样清水墙的建筑物实在寒酸，缺少教育圣地的威严，似乎把一个穿着内衣的人推到主席台上，所以就在灰不溜球的墙上又刷了层浅蓝色的涂料，结果是，它在周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如果细看，那层薄薄的涂料还是挡不住砖墙的凹凸，整体上给人一种小气的感觉，令人联想起红楼梦的刘姥姥来，一个又糟又土的老太婆偏穿着艳丽的衣服，老脸上涂脂沫粉，头上还插着朵大红花。这个学校挂的是专科学校的牌子，所以除了招收中专生外，还招了一些大专的学生，编了些大专班。学校是这样安排的：中专班在前院，大专班在后院。
走过迎大门的主楼再往里走，约五十米，还有二栋红砖楼房。那是学生住的公寓，外面的是女生宿舍楼，里边的是男生宿舍楼。因为学校资金紧张，校园里几乎全是土路土地面，下雨时泥泞难走。院子里星星点点地种了几棵树，有杨树，榆树等，总的感觉有些好似荒野的坟场。我们班因为开课晚，教学主楼放不下，就在男生宿舍楼的顶层腾了一个教室。这样倒也有好处，我们上课和睡觉在一个楼里，而且还在一个楼层，特方便。
我不顾母亲的不高兴，很快就带了被褥离开家搬到了学校来住。他们对于我最终分到这个学校感到挺合心意。认为我现在进入本地的学校是因祸得福，可以经常地回家。他们可以经常看到我，会感到放心。他们不希望我考到外地去上学，那样会使他们担心我的生活，见不到我。更怕我将来去向难料。而这个学校基本上属于定向招生，哪来那去，毕业后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不会有多大的地区变动。当听我说要搬到学校住他们挺不高兴，母亲说：“放学回家吃饭有多好，家里吃的总比学校吃的好吧，一定是想到外面去疯吧！”她知道家里离学校最多只有半小时的路程，骑自行车很方便的。看他们愁容满面的样子，好像我出远门永不回来似的。我内心忍着对母亲的感动，嗫嚅地说：“有空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我是怕影响学习……”。如果他们再阻拦的话，也许我会坚持不住改了主意。真的，那种温馨的爱，几乎要融化了我的理智，柔化了我的倔强。但是我不能忘记我考学的初衷，那就是挣脱家的篱樊，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自由空间。我一定要搬出这个家。也许离开这个家，我会后悔一阵子，但是我如果被一时的母爱亲情所羁绊，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啊！能无拘无束，每个神经都能得到松弛，每块肌肉都能释放能量，对那种向往不就是这些年苦读的原动力吗！他们从未觉得儿子与自己在一起时感到拘束不安，从未感到儿子性情的压抑。也许对他们来讲，家里的沉闷气氛他们觉得很正常，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压抑不对劲，他们只感到的是一种天伦之乐。我最压抑、沉闷的时候，却是他们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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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终于逃离了我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有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兴奋，我的自信心也随之迅速膨胀，甚至有一种自傲。我自认为历经苍桑，有过自我奋斗的艰难，它们都是我自豪的资本。在同学之中，我的高考成绩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我再也不是像在工厂时那样，是一个被人蔑视的家属院的孩子了，相反，在这里我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所有这些使我狂妄起来。是啊，我现在不比周围任何人差；我们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我未来的人生！捡回我的自信，让阴郁痛苦倒霉的过去通通滚蛋吧！所以我内心也常常以高材生自居，连个别老师也不放在眼里。
我住的寝室有四张床位，每张床分上下铺，所以能住八人。床之间有点空隙，放了两个小课桌，上边放着些缸子、饭盒洗漱之类的杂物。虽然能住八人，但并未住满，谢天谢地，屋里还不算太拥挤。如果真要住满的话，下边那点空地站人肯定要比沙丁鱼罐头还挤。有几个人也是本市区的，虽然占了床位，但并不在这里住，顶多也就是中午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下午上完课就回家了。常住的大都是从下面旗县上来的同学，当然也有我这种情况的。大家刚来乍到时，说话都比较客气。但是一心想当班“官”、走路像鸭子似的周宁使我反感，他对老师指定他当班干部连句客气话都没说，好像非他莫属的样子，叫人看了别扭。仗着人高马大力不亏的刘伟总想靠武力在班里逞英雄，他身上匪气十足，一看书就嚷嚷头晕头痛，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考上的学，他似乎去摔脚馆走错了地方。许多人对专业课并不感兴趣，只是对“文凭”崇拜罢了。年龄最大的梁丕显，以为自己的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对同学说话办事总端着个臭架子，牛B哄哄的，使许多人见了很不舒服。我与他们不一样，我当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人生计划，对于他们这路人我根本看不上眼。心里有了成见，交往上也就隔膜了许多。我还有一个自傲的理由，就是我有较长的工龄，在上学期间我同样能领到国家给我的补贴工资。有这种待遇的人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也就多次在众人面前显耀自己经济方面的优越实力。吃饭时我会买些小菜给同桌；在外面一起看电影时，我会大方地掏钱买单。有时我还会回家拿来些炒肉菜和好吃的零食带给宿舍的同学们，拿一些旧衣服送给家境贫困的人。
尽管没有在家吃的好，没有在家住的条件好，但是心情却从未这样的愉快，虚荣心得到这么满足。那时食堂伙食常常是黑面馒头、玉米面发糕和几乎没有油花的大烩菜，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要比家里的饭菜香十倍！慢慢我也竟比原来胖起来，白惨惨的脸上有了些红晕。
学校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好像星期一刚过，又到了周末。我是不愿过星期天的。因为每到周末我就不得不回家去。问题是面对父母殷殷的目光我不知该和他们说些什么。处于敷衍，我就晚回早走。常常是上午快十二点钟才磨蹭地回到家，吃完午饭后推说有事就匆匆返回学校。当然并不一定真的像对父母说的那样，学校作业功课太多，忙得不得了啦，实际上是回到学校与同学们玩牌，聊天，去操场踢球。
每当我回来的那一天，母亲必然早早准备好吃的，特地做好等我。我饱餐一顿后又给带上，不拿也不行。也许一周才能见一次面的缘故，望着父母那慈祥的目光，浓浓的爱怜，我的心头充满暖流，眼睛也不由地湿润起来。但是我又羞于把这说出来，只是那份感激感恩化作了巨大的热浪，溶化了以往我对他们的怨和恨，我原谅了他们，宽容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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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沉浸在自由和轻松的阳光里时，却意外地被披头盖脸的一盆冷水浇来。它又激起了我内心中的那种倔犟的抗争欲望。这次抗争与在家和母亲的抗争不同，我勿需顾虑重重，可以针锋相对，短兵相接。我从骨髓里憎恨一切压抑自由的行为，似乎它是我的天敌。在我能与这对抗的情况下，我决不屈膝投降。
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每个系除了系主任外，还专门配备了一名书记。它的责任就是负责学生政治思想，同时管学生入党入团这些组织上的事。按说我和这个人也没多大关系，谁也不碍谁，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发生了冲突。从此，她对我恨之入骨，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系书记是个中年女人，姓臧，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山西地方口音，讲起话来总觉得像唱。她最大的特点是“扁”：扁脸、扁嘴，连她的屁股也是扁的。她给人的印象是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殿堂里温文而雅的老师，倒是很像个山村里粗俗的妇女。她和我们学生打交道的时间极有限，一般只是星期六下午义务劳动时她负责一下，再就是搞节庆活动由她管，比如“五一”节、“青年”节啦，“七一”、“十一”、“元旦”节什么的，她组织各班搞些文体活动。可能是并不满足这些不甘寂寞吧，她想多干出些政绩来。她像我母亲一样，充满旺盛的精力，没有事也总想办法折腾出一些事来干。何况有时有些事正撞在她的枪口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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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不但管学生住，还管伙食，每月按人头发伙食饭票。我们班生活委员是与我同寝室住的“刘大头”。他五短身材，头比起他的个子来显得很大很沉；他没有脖子，似乎被大头压短了似的。他自认为颇有一副官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装模作样，象是领导在讲话，看上去甚为滑稽可笑。我对一心想走仕途，抱有“鸿鹄之志”的人向来敬而远之，所以我们共同语言并不多。
一天下午，他代全班到校食堂管理科领取饭票时，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多给了他二十斤的细粮票。那时学校的饭票分粗粮、细粮，饭票不同，颜色也就不一样。饭票全是由小塑料片做成的，用皮筋捆着，一沓一沓的。发放的人正搞对象，一时走思，多给了他一沓子，而他肚明心知却不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拿着走了。谁知人家后来发觉总数不对，很快就怀疑到他身上。
开始他也忐忑不安，但又存有侥幸心理，心想这么多人领饭票，不一定就认准他多拿了。后来人家很快就查出是他，他也就不得不承认了。先是被勒令写了事情经过，然后又叫停课做认真严肃的反省写检查。按理说，这事食堂管理人员也有工作疏忽的责任，不该把板子全抡在“刘大头”身上。可是到了臧书记那里，那就不一样啦。她先是把“刘大头”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丢了全系的脸，为她抹黑。然后又召开班务会，在班里批斗“刘大头”。她让大家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批判“刘大头”，从思想上与他划清界线。那天她用板擦敲着黑板，制止了大家对此事的议论，然后用她那特有的“普通话”做动员：“大家听鹅（我）说，也许大家知道今天开的什嘛会，就是鹅（我）们班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四（事），在全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但丢了我（鹅）们班的人，也丢了全系的人，这就是鹅（我）班刘喜财同学贪污伙食费事件。现在就叫大家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深究他这种剥削阶级思想根源。是什嘛思想使他敢做出这种事情，以避免他以后滑向罪恶的深渊……”。
然后点名叫大家一个一个发言批斗“刘大头”。“刘大头”站在讲台上，耷拉着那尊一向昂着的冬瓜脑袋，神情尴尬。班里的气氛死一般沉重。几个班干部为了保住“官位”和想要以后解决入党问题，纷纷表态。说事情非常非常恶劣，人非常非常危险。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