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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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摘擒住，我竭力挣扎
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
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
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
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
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着那两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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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说：“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
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
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
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
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
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议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
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向，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
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
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
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
被释放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偷快。
我在优待室中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可是我依然未获一
点确实的消息，实在闷得难受。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也大吵大闹过，但总未如
愿。我于是实行绝食，以示抗议。在绝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就向
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
我反问他：“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示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
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盼咐他们给你
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
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
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
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
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
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
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
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
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
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
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
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
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
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
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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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
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
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
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
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
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
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
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
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死狱中”的办法
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
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
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
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
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
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
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
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
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
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
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
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
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
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
几顺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
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
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蚁虫每晚都在奏着
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
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
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
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
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
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
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
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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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
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
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
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
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
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
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
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
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
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
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
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
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