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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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
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
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
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
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
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
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
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
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
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
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
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
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
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
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
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
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
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
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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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
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
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
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
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
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
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和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
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
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
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知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
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
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四个狱卒和一
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
超过五十岁了，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
纳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
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四十个
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
门，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
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
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
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七时以后下午九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
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形的痛
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
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
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而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
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
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
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
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
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
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袖军服，还
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似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
“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
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一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在
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
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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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溜达一
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钦犯”，
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
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
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
是一个无精打彩的“纨绔子弟”（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
大堆有关我的案脊，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态度倒也不
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
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
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
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
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
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
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
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
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
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
“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
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
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
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
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
他听了我这番理论，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
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
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
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xx，．籍贯
xx，出身xx，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
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
念完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
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