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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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①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在1927年6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回答而组织的1928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5月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权力。②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1931—1932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的20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3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5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富有的商人。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北伐结束以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