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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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年1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页；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第1—12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0月6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年6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年1月），第29—32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卷，1，第6—7页；《北华捷报》，1922年2月25日，第518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页；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年2月），第1—3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年3月，第41—42页；《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26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年7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年》，第819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7月7日，第172页。
①　《北华捷报》，1923年6月30日，第859页。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年9月），《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页。
②　《北华捷报》，1924年1月5日，第1页。并参阅本书第11章。
①　《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页；1923年12月22日，第130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第82页。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年）。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第20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25日，第5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第348页。
③　《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1月14日，第29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日，第78页。
③　《北华捷报》，1925年8月29日，第251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页。
④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40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5日，第167页。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34。1（1974年11月），第73—98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月17日，第91页；1925年10月31日，第194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3月7日，第21页；1925年11月21日，第228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17日，第179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2月13日，第316页。
⑤　《北华捷报》，1925年6月24日，第146页。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90页；《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176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09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页。
③　《北华捷报》，1926年5月8日，第252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年），第1832页。
⑤　《北华捷报》，1926年11月20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次印刷，第166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