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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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会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青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黄振华译）
① 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页。
② 二十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年的讨论是其继续。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共产党中国史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页。
① 周荣德研究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他认为特权阶级出生率较高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和生育能力较高的结果，见《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第110—113页。现有的十九世纪的材料只能使我们看出出生率的不同。关于生育能力和婴儿死亡率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② 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35—41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56—258页。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农村社会——押租惯例和抗租倾向》，载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第1—19页。
② 陶文见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附录中。又见铃木智夫：《晚清减租理论的发展——＜租核＞之研究》，载上书第199—246页。
③ 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110—128页。
① 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90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等特点的事件，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性活动。
② 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页）。
③ 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年》，第19—44页；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页。
①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205—206页。
②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87页。
③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93—97页。
①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辑第5—64页。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辑第465—479页。
② 参见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费维恺：《十九世纪中国的叛乱》，第74页。
③ 前田胜太郎：《清代广东农民斗争的基础》，载《东洋学报》，卷51第4期（1969年3月），第1—38页。
① 参照谢诺：《1840—1949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页。
② 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页。
书目介绍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像平版印刷），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和1949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被转载了，见《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像复印的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收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有关铁路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这一汇编中的23776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一书是目前研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