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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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发生了骚动。自1895到1898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动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帐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药供应（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力行动。①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会和府县治所。②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力的象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社。例如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③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社支持的情况下向清王朝当局提出挑战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的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政府、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间，在山东莱阳曾发生反对增加苛捐杂税的冲突，当局企图把冲突归咎于地方的上层人士，结果发展成为空前的暴力行动。参与其事者达四万多人，死伤约一千人。①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然而，某些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斗争远不是反映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相反地，却是表明人们难以适应旨在改进整个局势的各种变化。②他们的论据是其说不一的：或者说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内战相比，光绪和宣统年间的民众运动比较软弱；或者说极端贫困只会迫使农民竭尽全力苟延残喘，没有余力去闹事。诚然，在广州某些地区，农业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对地主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有勇气拒不交租。③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释得根据详尽的经济研究，可是现在这样的研究毕竟阙如。目前的研究状况和拥有的材料只能断定，清朝最后几十年虽然有些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穷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众运动的大多数参加者就是这一类人。
不过，民众运动之所以影响社会变革，显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这也是事实。从民众运动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权机构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它们还削弱了它残存的力量。有人指责清末农民运动说：它们的目的同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它们对外国之侵入中国这一总的历史趋势仍然比较迟钝；它们放弃了太平天国受西方影响而作的现代主义的革新努力；以及说它们不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等等。①的确，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义（尽管它们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国外，它们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主张也是温和的）之外，这些民众运动从未提出哪怕能与太平天国相比的纲领。它们从未提出任何明确的“革命计划”。
然而，紧接在这类自封的造反之后，社会进步总是要加速的。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社会上层对农民剥削的政权。当包括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社会阶级不再支持统治政权时，上述的情况就成了产生任何革命形势的基本因素。②事实上，上层人物虽然指责清朝无能，但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通过在地方上扩大势力和勒索行为也得到了这个政权的好处，因此他们极力想维护这个政权于不坠。至于农村的上层人物，他们的不满和蔑视是由于出现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也不知不觉地抛弃了这个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体负责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十九世纪之末许多士绅文人都指出，“私”已经压倒了“公”。这显然是一种倒退。但是这个“私”又导致另一个“公”的出现，即国家民族的集体感。社会不太平和对民众愤怒的畏惧，也促使许多社会上层分子从事新的职业。这种趋向在1891年的骚动浪潮过后遍及华中，在义和团起义之后更是遍及全国。上层人物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们逃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下面的压力同他们维护特权的本能相结合的结果。新的工商业者和现代上层分子经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业机会，希望消除大众贫困和愚昧，这就显然表露了那种埋藏很深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社会重视技术特长——清末社会的一个特点——归根结底是义和团的拳头打出来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舰和梁启超的谴责造成的。义和团咄咄逼人的拳头迫使当局匆忙寻找新技术和新办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民众起义在影响清末各阶级的社会动员这一新现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影响到社会地位或生产关系，但却表明人们对个人行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每次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不仅如此，民众运动还通过模仿和自卫反应促使各社会阶级的联合，以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