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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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年2月和3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9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1931年2月宣布颁布同样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①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①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1931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而在1931年6月1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1931年9月18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职，仅存在25天。国民党三大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1月25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1月29日，①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1932年直到1949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一切的领袖。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页。
① 《中华年鉴，1931—1932年》，第530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 页。
②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页。
① 此日期有误，应为3月7日——译者。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 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