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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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很远。从重庆去，有水陆两路。黄桷树有复旦大学、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文化人。胡风住在那里，曾写信给宋之的为《七月》向沙汀约稿。话说得很艺术，说如果“刊载了他（指沙汀——笔者）的稿子，将来在革命法庭受审，判罪会轻一点”，仿佛对将来有预感似的。依他们过去的关系，这种间接托人求文的做法，说明两个口号的往事仍然横亘在两人中间，虽然双方都想把它忘却。所以沙汀决定要给胡风写稿。
北碚附近草街子的古圣寺，有陶行知办的育才中学，在实践着陶从生活出发、劳动与教育合一、全面发展儿童个性的教育思想。学校注意发展学生艺术才能，像大学一样设文学系、音乐系、戏剧系（当然是初学课程）。主要的师资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贺绿汀、艾青、章泯等等。为“鲁艺”招揽人才，这是个理想的地方。
在市内张家花园范长江的青年记协附近，沙汀拜访过郭沫若、阳翰笙、老舍。老舍住在张家花园上坝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那里，不辞辛苦地主持着“文协”的会务。沙汀还到《新蜀报》看望了漆鲁鱼和姚蓬子。他对姚的印象不算好，因为姚办的作家书屋克扣作家们的稿费。老舍为人风趣，为了姚蓬子抽烟乱扔烟灰，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烟缸，说是“严阵以待”。
这样初步联络过了一巡，沙汀出席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汇报会，就在曾家岩五十号一楼周的卧室里。沙汀在延安见过周，听过他的讲演，不看稿子，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开阔。周恩来亲切的睿智风格，是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次开会之前，大家欣赏了田汉从桂林捎来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位负责同志的条幅。诗文都是这位戏剧家的亲作。田汉不愧风流倜傥。
对于这次汇报，沙汀至今记得：我对白薇大姐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谈得较多，还讲过一个故事：她在红十字会医院割盲肠，开刀之后，医生这才发觉，她的盲肠已经自行萎缩消失了！恩来同志听罢，朗然大笑。随即十分关切地问起她当日重庆的生活和健康状况。①
这种可以讲故事的会，有政治家周恩来的人情味和小说家沙汀对人的兴趣在内。会上谈起以群，沙汀说在上海与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逃难到租界，以群来找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那时他叫华蒂。周恩来截住话头，指示说：以群在监狱里有些问题，但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周恩来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
就是这几句话，造成以后沙汀与以群的长期关系。
起初，以群等于是沙汀的助手，并不参加徐冰主持、周恩来有时也在场的文化工作讨论（曾家岩例会还有胡绳、蒋南翔、冯乃超等人出席）。由沙汀把“精神”传达给他，他便去做。以群重新工作，干得很出色。这个人瘦削，外表并不活跃，从事社交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两人关系很好，后来通信也多，以群用的都是“叶灿”的名字。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沙汀可以做证早已被补偿了的过失，还是把他压迫致死！
1939年冬天，我同作家战地访问团回到重庆，与宋之的、沙汀等住在华裕农场。我当时觉得沙汀和以群与党的关系密切，别的身份不清楚。沙汀身着灰布长衫，他的穿戴总是比较土的。以群擅长联络工作，有些我们的稿子审查老爷通不过，都靠他去打交道。
我这时在编《中苏文化》，文艺方面的稿子归我管。
沙汀写过敌后见闻，交我发表。章泯是个老夫子，导演最负盛名。他的夫人是萧三的妹妹萧昆，一度分离，江青曾同章泯恋爱过。“七七”事变后，章、萧两人和好，在农场住，后来搬去北碚草街子。罗烽满“帅”的，在上海已稍有文名，他和白朗同我一起上前线访问。这些住在华裕农场的文化人都无职业，专事写作。①农场的这段日子过得很惬意。沙汀跟着宋之的夫妇当回教徒，嚼牛尾，食永果，神聊天，搓麻将。然后各回各的屋关门伏案工作。从延安带来与其芳一块编好的一期《文艺战线》的稿子，送给胡绳交生活书店出版了。《贺龙将军在前线》这本书，艾思奇在延安就托周扬转告他，一定要交重庆的读书生洁出版社出书。但经出版社的黄洛峰看过后，告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被审查通过的。沙汀又一次尝到图书审查制度的滋味。他抄了一部分章节（可能就是胡甫臣帮助他），寄给香港的杨潮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最后，还是生活书店有办法，他们把全部书稿拿去转移到在沦陷的上海开设的一家小书店去印，改名为《随军散记》出版。这本让沙汀怀着特别感情的书问世以后，作者自己居然一直到1950年初，才从南下的部队同志手中看到它的模样。
在农场一沉静下来，怀念的情绪便来包围他。罗烽在办《文学月报》，需要对解放区的回顾性文章。如果他不赶快写出来，他怕这些究竟只是临时闯入的印象（不像乡土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会淡漠下去。按照习惯，坐在场部四合院的屋子里进入冥想，根据地各种人物都跑来与他对话。他的感受也在人的身上，河北的老乡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部队里的小鬼和高级首长的友情，北平的大学生在做着民选的游击县长，和日本军队在相距几里地的圈子打仗全靠人民做耳目，敌后战斗间隙演出的洋话剧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都一一涌上心头。
他时时拿这种新型的人们，与家乡的人们做比较，不敢讲对新的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却因为有了一个参照，对自己乡土在整个民族战争中显出的守旧陈腐，加剧了认识。他写八路军的小鬼，面前不断晃动着家乡的顶一头秃疮、只学会打牌掷骰子的亲侄儿的身影。
最早写的《敌后琐记》里有一篇《过去》，从冀中老百姓中挑出一些代表旧时代阴影的人来描述：一个大财主的独养儿子，一个在北平做过珠宝生意现在卖柴的老人。共同的特征是沦为神经病患者！沙汀说，“往后我却仍然不时会念及这个可怜的存在。虽然我明知道他之所以特别触目，只因为他是点缀在一个辉煌壮美的背景上的缘故”。①这一组主要是写“辉煌壮美”的报告性作品，本来拟了大约有十八个到二十个题目。都有亲自观察后写下的笔记做基础，稍做概括，提供朴素的事实，就能用来表现“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所以，写得比任何时候都轻松。差不多每篇三五天就写成，以至宋之的笑着对他说：“在上海都说你是难产作家，哎呀，我看你写文章还是满快的嘛！”
（你基本上是个爱修改的作家。后一句刚写完，就想改前一句了。哪部作品都愿放在心里酝酿来酝酿去，所以你不可能写得快。已经成熟的东西我就快，这批散文，还有像为以群写的《一个秋天晚上》，都是急就章。后面这篇小说好像还不坏。我从来不会摘生瓜）
前四、五篇《敌后琐记》写得正顺手，这年3月初，玉颀从仁寿接连来信说她小产了，催促他回去一次。这样，经徐冰请示同意，他便与刘披云约好订票一起去成都。可就在出发前一天，刘披云突然跑到华裕农场来告他，成都局势紧张，罗世文、车耀先突然被捕。刘一向在那里是抛头露面工作的，不能前去了。这就是以后才知道的3月18日由戴笠一手导演的成都抢米事件（自买自卖，嫁祸于共产党）。罗、车二人从此被关入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殉难。
沙汀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他乘长途汽车到成都后，一分钟也不停留，高价雇了一架黄包车直奔仁寿。下午四、五点钟上路，车夫和沙汀觉得入夜以前赶四十多里路到苏码头落脚没有问题。苏码头是夏正寅的故乡。夏自离开安县县长、绵阳地区公路局督办的任上后，始终与沙汀有交往。他的女儿夏森入“抗大”学习，在延安还见过。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与党有很深关系的朋友。到他的宅里住一宿，吃他家一顿远近闻名的焖鳝鱼，岂不又美又安全吗？
岂料在苏码头一条横街上敲开他家考究的大门，夏夫人睁着通红的病眼告诉他，她丈夫前天外出，连她也不知去向了。沙汀感到不妙，连忙退出，央求那个黄包车继续赶路。
天完全擦黑前，又赶了十几里来到煎茶溪。再也没法往前走了，便住在这个小乡场上唯一的一家客店里。同住一房的还有个青年，闲聊起来能看出是那种有地有房而无势的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被称为“老坎”（肥猪）的。派差派款，这种人家也要受豪绅、官府的宰割。谈起当时国统区的“壮丁”问题来，这个青年忘掉自己假报的身份，谈吐愤激，讲了许多本乡的黑幕。这一晚上的谈话，事后成了引起沙汀写出一系列兵役小说的动因之一。
文公场离仁寿县城三十里，名气挺大。因为它“风水”好：潘文华、董长安这两个四川“二流”军阀，都是此地人。沙汀做安县教育局长就是通过董长安的任命。董是夏正寅的同母异父兄弟。潘文华办了这个文华中学，师资、设备比县城中学还好。黄玉颀和她母亲现在都受聘在这里教书。本来母女住校，沙汀临去前，已经通过校长聂生明、校董冯子虚，去冯家祠堂的厢房里安了个新家。冯是潘文华的总角之交，现在替他掌管家乡的产业，对沙汀一家显然客气周到。
文公场到处可以感到潘、董两家的威风。潘文华巨大的住宅里关着两个失宠的“如夫人”。董长安为父母修的祠堂是在一片低洼地里垒起的宏敞殿堂，沙汀曾去参观过。与安昌镇的政治结构一样，这里是“枪”支持一切，人们也尊崇实力，谈起当日董家祠堂落成的盛况，仍然津津有味。
文公场的生活跟安昌镇一样单调，赶场天巡街，看班子唱川戏，便算是最高的享受。沙汀一次看过冯子虚从成都请来的红得发紫的旦角琼莲芳，唱《北茆山》。开场时，有当地的“玩友”下海串戏。虽然人们爱听戏，但是如果有人当戏子或准戏子，还是会被认为是卑贱的。一个唱胡子生的青年，未经家庭允许上场，就被当联保主任的父亲用竹竿从前台捅到后台，引起人们的哄笑，使沙汀仿佛回到童年灵官庙听戏的热闹中去。
4月，日机又开始轰炸重庆。文公场相当安静。他在这里写了回川以后的第一篇小说《磁力》。这还是对延安的回顾，却已经站在乡土的立场上了。在别人去延安的故事中藏进自己的体验，包括对乡场闷气的体验。主人公小袁突然对少有能说得来的小学国文教员张琪沉缅于私情、挣脱不开旧环境的生活，第一次觉得无聊，是不是在加强着自己几次离开玉颀去重庆工作的意志呢？有趣的是，小说写出了小学教员们在休息室里大谈集股挖学校庙后山坡金子的情节，说明《淘金记》的构思仍在沙汀脑里盘旋，有时不由自主会外泄出来。（这你倒看得仔细，我不想置词。确实，《淘金记》的人物、故事，已经在我脑子里“蠢蠢欲动”很久了）
意这个镇名与《淘金记》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