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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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根据指示，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3月18日上午7点钟，全部来大使馆集合，统一出发，撤到约旦。”
我一听就蒙了，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没了魂。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准备，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剩下“嗞嗞”作响和缕缕黑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脑子里嗡嗡响，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我一进房间门，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一看我脸上的表情，他们也傻了。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2003年赴伊前夕，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为我们送行。李主任当时握着我的手，殷切叮嘱。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那支持和关怀的热度。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