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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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匚耐荆Ω冒驯ㄖ侥迷谧约旱氖掷铮魑橹磺泄ぷ鞯囊桓鑫淦鳎从痴巍⒕隆⒕糜种傅颊巍⒕隆⒕玫囊桓鑫淦鳎橹褐诤徒逃褐诘囊桓鑫淦鳌！薄�36】我们翻看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到，报纸的指导作用不仅是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大量地表现在工作的计划、步骤、措施、经验、方法上，甚至对农业生产的安排、耕作方法的具体指导。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党内文件和具体工作部门的工作指导。
2．计划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计划经济要求高度的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基本特点是多侧面的印证：印证党和政府各种举措、方针的合理性。
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发展，受众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多样化的需求。但是，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和经济，国家对企事业和各群体、个人的要求是高度的集中统一，不允许有任何计划外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媒介唯一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进行宣传，向人民群众宣传不折不扣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所以，新闻指导性集中表现在：鼓舞——鼓舞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高昂士气；示范——不断地树立先进典型供人民学习、模仿；论证——说明国家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让人们群众自觉地执行。
3．市场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群体的多元，决策主体的多元化，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的特点是：阐释信息的意义。
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事业成为独立法人，它们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了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于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际国内市场（那不仅仅是商品市场，同样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的瞬息万变，都关系到所有企业的存亡兴衰，牵动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人们要了解宏观的、微观的形势，也竭力想把握这些变化的意义、趋势以及对本行业、本企业、本人的影响。人们在计划经济年代要读报、了解形势，那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觉悟的考虑。而现在，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把握形势、获取信息，那基本上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新闻指导性应该和计划经济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闻指导性除了继续发挥鼓舞、示范、论证等等作用外，重点要在“解释”上下工夫。
解读的关键是“勾连”。“关系决定需要”，这是新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们对信息需求是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受众没有关系的信息，受众决不会感兴趣。问题在于，许多新闻关系到了受众的利益，但受众认识不到、感受不到，因此不感兴趣。比如，希腊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希腊金融危机跟我们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解读，让受众明白，希腊虽小，但影响到整个欧洲，对中欧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影响中国成千上万企业，那受众就会关注它。
“勾连”就是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从时间上看，解读就是用昨天的事情解释今天事件发生的原因，预见明天的走向；从区域上看，解读就是阐明国外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全国发生的事件对本地的影响；从层面上看，解读就是解释宏观层面的变化（比如中央新政策出台）对微观层面的影响（本行业、本单位、本人）。
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是“天涯若比邻”，蝴蝶效应处处显现。一般受众认识不到，媒体就有责任去解读，让受众认识到，这就可以说：信息是银，解读是金。日本学者新井直之就曾预测：“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37】国际上很多的媒体为应对互联网上海量即时信息的挑战，扭转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减少的颓势，已将报道重点转移到信息解读和提供意见上来。例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新闻周刊》决心调整风格，转型后的最新一期杂志2009年5月18日刊登的主打文章是一篇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独家专访。今后将在“有独立观点、发人深思的原创性报道”上投入更多精力，减少对“一目了然新闻”的报道【38】。
五、纠正新闻指导性的不恰当做法
前面说到，目前有一些新闻媒介要“淡化指导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众不爱看指导性新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寻求指导；另一方面，那些指导性新闻却备受冷落。原因何在？原因之一是指导不得法，不但不被受众接受，而且会引起反感。
1．纠正图解政策的做法
图解政策，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根据意图找材料，编辑根据领导上的宣传意图制订报道计划，记者带着观点下去找材料，按图索骥，然后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写成新闻。
根据意图找材料，先有观点，后有事实，观点在事实之前，这等于要客观实际符合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要自己的思想去符合客观实际，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
违背马列主义认识论，新闻中的事实就不是从现实生活的总和中抽出来的，而往往可能是随便抓来的个别事例，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把次要的强调为主要的，把偶然的、个别的说成是必然的、普遍的，甚至把错误的写成正确的。这样写出来的新闻必然是概念加例子，一般化、概念化。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对这种根据意图找材料的方法有一个深刻分析：
记者实际上只要熟悉党的政策条文，并且根据这些条文搜集到一些能说明这些条文正确的材料和实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他无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需要独立思考……
很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要求报道的，也就是这样来作报道的。这就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情形：许多同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发什么新闻，而是用主观愿望去套实际情况，按照自己愿望发新闻，因此，要什么有什么，要好有好，要坏有坏，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
这是主观主义的报道方法。这种方法，说得不好听些，和作“广告”没有什么很大不同。其结果就是所谓“概念加例子”，就是所谓“赶浪头”、“随风倒”，就是一般化、片面性【39】。
朱穆之同志讲这些话已过去了50多年，但在中国新闻界，这一顽症至今还未能解决。
正是这种图解政策的做法，妨碍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使得我们的报道往往一般化、概念化。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带着一定的意图下去采访也是需要的。但政策条文、报道意图不应该成为凝固不变的框框。一切具体的观点、结论，只能产生在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以后。记者应在现实生活中考察党的政策贯彻以后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深入了解成绩和效果、问题和困难、失误和倾向、群众的反映和生动活泼的创造性，这样来检验自己报道思想是否正确，从而选定报道的题目。
2．改变公报式、命令式的做法
新闻工作中有时有这样的情况，一谈到报纸要加强指导性，报上就增加会议新闻、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经验介绍以及许多技术性、业务性的报道。把指导性新闻写得像会议公报，像对读者发出指令。而读者对此却不感兴趣。
这是对指导性片面理解而得出的一个片面的结论。所谓片面理解就是把报纸混同于党政机关向读者去发号施令；以指导者自居，想对业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这就离开了报纸的特点去理解指导性。
会议新闻、领导指示并非不可见报，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登报？报纸既然是面对众多读者的，那么一般来说，就要选登与众多的读者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这样，读者才会有兴趣，才愿意读它。
具体业务工作也并非不能上报，事实上，许多新闻报道离不开业务工作。问题在于：这种具体业务工作所包含的意义是否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需要跳出具体的工作圈子，把个别的业务、经济现象上升为普遍性的业务、经济问题，从社会看企业，从思想看事件，才有广泛的社会兴趣。这样的指导性群众怎么会不欢迎？
增加指导性，不能靠数量上取胜，更不能靠发号施令，靠说教，关键在于新闻能否真正抓住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能否启迪读者的思想，能否令读者信服。
3．防止片面性、简单化
从历史和当前的实际工作来看，如果说失实是新闻中的突出问题，那么片面性、简单化是宣传上的突出毛病。在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改进宣传工作。许多代表、委员尖锐地批评有些新闻媒介在宣传上长期存在片面性的毛病。这种片面性宣传损害了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严肃性，搞乱了群众思想，妨碍了改革的进程。片面性、简单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某一项政策、规定时，往往只有质的概念，而缺乏量、度的把握，说了不少过头话。真理往前多走一步，便成了谬误。比如，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全国大多数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区、有些农户开始先富起来。选择一些典型，宣传农村大好形势，可以鼓舞全国人民。但在一段时间里，全国有许多新闻单位连篇累牍地报道万元户、万元户村的新闻，这给城镇居民造成错觉，似乎农村万元户遍地皆是，农民都已发了大财，似乎中央只关心农民，不关心城镇工人，产生一种“失落感”。又如，中共中央为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示要重奖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有些新闻单位在宣传这一规定时，不断加码，重奖的数目从一万元、二万元到十万、几十万，奖得越多越先进，结果使这一规定又走了样。任何一个事物，质和量、度是密不可分的。质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质决定于数量的界限。一旦量变超过了质所规定的限度，事物的质会改变。因此，我们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既要有质的规定性，又必须把握量的规定性。
（2）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方针政策，而是孤立地、静止地宣传党的某一项具体政策、规定，造成宣传上的左右摇摆。例如，在宣传农村要兴办乡村企业、增强农民的商品观念时，强调了“无工不活、无商不富”，而忽视了“无农不稳”这个基本点，造成许多地区只管工商、放弃农业。在企业管理上，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就把企业的一切成绩归功于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人的觉悟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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