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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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对那些热衷于找我的茬儿的人进一忠言，劝他们在批评我言行不一和前后矛盾之前，仔细去研究一下我的理论，并仔细观察我的行为。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公众当中活动拉选票，或者发现我因为写了几首好听的歌就扬扬得意，或者因为写了几个坏剧本便羞得脸儿发红，或者想方设法损害我的竞争者的名声，或者为了抬高自己和贬低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便装模作样地说他们的坏话，或者想到科学院去谋个席位，或者到那些颐指气使的女人跟前去献殷勤，或者满口奉承大人物说的蠢话，或者不愿意用我的双手劳动吃饭，或者看不起我自己选择的职业而去发大财，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他们发现我因为爱名誉便忘了美德，就请他们告诉我，而且要当众告诉我，我向他们保证，我将立刻把我写的文章和书扔到火里去烧掉；随他们指摘我什么错误，我就承认什么错误。
在此期间，我还将继续著书立说、作诗吟诗和谱写曲子，如果我有从事这些事情的才能、时间、精力和意愿的话。我还将继续非常坦率地论述文学的坏处和搞文学的人（21）给人们造成的害处。我可以肯定：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不会小的。是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这样说：这个如此公开地与科学和艺术为敌的人也写了和出版了几个剧本呀。我承认，这个话是极其尖酸刻薄，够讽刺的，不过，它讽刺的不是我，而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纪。
【注释】
（1）《纳尔西斯，或自恋者》是卢梭1731年前后在尚贝里写的一部喜剧，直到1752年12月18日才在法兰西剧院首次演出。卢梭认为演出并不怎么成功，但剧本是好的，因此决定把剧本印出来，并加写了这篇长长的序言。后来，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说，他在这篇序言中谎报了他的年龄；这个剧本不是他“十八岁”时写的。他还说，这篇序言是他的“佳作”之一，他在序言中再次阐述了他过去未曾阐述透彻的一些理论问题。这篇序言，与《纳尔西斯》这个剧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卢梭只是借这个剧本出版的机会，写这篇序言来回答人们对他的指摘，从而结束他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发表之后挑起的一场大论战。——译者
（2）有人告诉我说，有些人认为我不该把反对我的人称为对立派。我觉得，在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敢直言不讳地讲的世纪，那些人的看法似乎颇有道理。我还听人说，在我的对立派中，每一个人都因我只回答别人的反对意见而不理睬他的意见竟大发牢骚，说我不该浪费我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这些说法，证明了我怀疑已久的事情：他们从未花过时间彼此互相看看各人的文章和听听各人的意见。至于我，我是花了许多工夫去搜集和阅读他们攻击我的文章的。文章很多，从第一篇我很荣幸地成为靶子的文章起，一直到四个德国人的讲道词，我都拜读过。有一个德国人的讲道词开头大致是这么说的：“各位兄弟们，如果苏格拉底再回到我们中间，看看这繁荣兴旺的国家，看看在欧洲（我刚才是说在欧洲吗？）、在德国（我说了在德国吗？）、在萨克斯（我说了在萨克斯吗？）、在莱比锡（我说了在莱比锡吗？）、在这所大学里，科学是多么昌盛，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并深表敬意的。他将悄悄地与我们的学生坐在一起，恭恭敬敬听我们讲课，不久就和我们一样，脱离他有理由抱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他们的文章，我都看过，但只是对其中少数几篇作了回答，即使这样，我也认为回答得太多了。使我高兴的是，有几位先生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很有趣，并以受到我的青睐而颇感自豪。至于那些对“对立派”这个字眼感到不快的人，我完全同意对他们不再用这个词儿，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给我提供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仅适合于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人（无论他们是写文章攻击我，还是更隐蔽地和更放肆地在女人或文人圈子里——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到这些圈子里去为我辩护的——攻击我），而且还适合于那些今天还硬说我没有对立派的人。这后一种人怪我看见我的对立派的文章不进行反驳，可是当我进行反驳时，他们又骂我不该那么做。但愿他们允许我继续称我的对立派为“对立派”，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固然是人人都该注重礼貌，但只怪我是菲力普时代的马其顿粗人。
（3）指第戎科学院。——译者
（4）人们在《信使报》1752年8月号上可以找到第戎科学院对一篇我未读过的文章发表的声明，谴责那篇文章的作者谎称该文是该科学院的一个院士写的。
（5）每当我想起我过去的头脑是多么单纯时，我就禁不住好笑。我没念过任何一本伦理学或哲学方面的书，我根本就不相信在这种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心灵和道德准则。我曾经把这一类严肃的作者个个都看作是谦虚的、睿智的、有道德的和无可指摘的人。我把他们的为人想象成天使似的。要是我能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家，我一定会把他的家看作是圣殿，一直到我最后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这种幼稚的想法才烟消云散。在我的种种错误中，只有这一个错误是由他们帮我纠正过来的。
（6）虽然我说我们的风俗如今已经败坏，但我并未说我们祖先的风俗就是好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风俗现在比从前更坏而已。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的根源，但来自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快，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批批的野蛮人的入侵，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和杂处，因而必然使他们各自的风俗和习惯逐渐消逝。几次十字军远征，通商贸易的发达，东印度的发现，以及航海、旅游和其他我难以胜数的原因，使风俗习惯愈来愈乱了。所有一切使各国之间交通便利的发明，带给一个国家的，不是别个国家的美德，而是别个国家的恶习，从而使原来适合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的风俗遭到败坏。科学所起的作用并不全是坏的，它也有好的一面。它的坏，是坏在给我们的罪恶之事披上一件好看的伪装，戴一副善良的假面具，使我们对罪恶不产生恐惧。当《坏人》注号 /》这出喜剧第一次演出时，我记得，观众并未看出那个主角就是坏人。克勒翁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人们都说他和大家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可憎的恶棍的性格已经暴露得那么明显，本应使那些与他相似的人战栗，但他们却把他只看作是一个平常人。他狠毒的手段之所以让人看起来很文雅，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认为那个恶棍处处都像自己。
① 《坏人》是格雷塞写的一部五幕喜剧，第一次演出是在1747年4月。——译者
（7）莱希普：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8）戴奥吉尼斯（约公元前410—前323）：古希腊犬儒哲学家。——译者
（9）皮罗：约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0）普罗塔哥尔（约公元前485—前411）：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1）卢克莱修（卡鲁士·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译者
（12）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鼓吹者。——译者
（13）曼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著有《蜜蜂的寓言》。——译者
（14）在这里，对于那些指摘我只举古代的例子的人，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热那亚共和国为了要顺顺当当地制服科西嘉人，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该岛建立一个科学院。要把这条脚注写长一点，当然不难。不过，那样一来，会伤我所爱护的读者的脑筋的。
（15）引自蒙台涅《论文集》卷三第七章。——译者
（16）哲学使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友好基础上的联系日益松弛，这，我不赞成。同样，我也不赞成科学、艺术和一切商品利用个人的利害关系使社会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实际上，密切了一种关系，就必然会松弛另一种关系。以上的看法，并不矛盾。
（17）我发现，如今在世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嘉言隽语，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出来诱惑头脑单纯的人；用这类美妙的言辞来结束争论是很灵的，只需装腔作势地一说就行了，用不着去仔细研究问题。且举一例如次：“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欲望都是相同的；人们到处都受自爱之心和利害关系的引导，因此，各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几何学家提出一个假设，他们反复论证那个假设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假设却使人出了差错，于是，几何学家们又回过头来按照他们原先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论证那个假设是错的。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上面这段话，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它是多么荒谬。现在，让我换一个方法来论证：野蛮人是人，欧洲人也是人。半瓶醋哲学家马上断言：那个人没有这个人好，而真正的哲学家则说：在欧洲，政府、法律、风俗习惯和利害关系，所有这些，使人们必须不断地互相欺骗才能生活，干坏事是应当的，必须先当坏人，然后才能成为好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为了成全坏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更荒谬的了。野蛮人也同我们一样，是很重视个人利益的，但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对社会的爱和对共同的安全的关心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财产，甚至我们中的有些好人也犯了许多罪，然而在野蛮人中间，连“财产”这个词儿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使他们彼此分裂的利害纷争，他们没有互相欺诈的必要。每个人希望得到的是公众的尊敬，而他们也的确是值得尊敬。一个野蛮人也可能做件把坏事，但他们绝没有做坏事的习性，因为，对他们来说，干坏事并无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世人彼此之间的行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作风做这样一个非常公正的估计：如果他们的交往愈来愈多，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手段愈来愈发挥，那么，他们便愈善于尔诈我虞，互相欺骗，从而愈应受到我们的轻蔑。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没有欺骗他人之心的人，是好人。野蛮人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无论是百姓的布衣或国王的锦袍，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无论谁家的兄弟纷争或罗马的朝政与帝国的衰亡，他概不过问。他既不怜悯穷人，也不嫉妒富人。①
① 引自维吉尔：《农耕颂》，第2章。——译者
（18）在历史上，我只找到一个能证明我这个说法不对的引人注目的例子：罗马的建立，是由一群匪徒完成的。匪徒们的后裔，只几代人以后都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道德的人。我用不着对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加解释，虽然在这里满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不过，我要指出：罗马的建立者们，他们的风俗虽早已败坏，在人数上他们又比那些自己的风俗尚未形成的国家的人少，但他们从不轻视道德，不过，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道德。“道德”和“罪恶”这两个词的总体概念，只有在频频与人交往中才能产生。如果谁想用这一点来为科学辩解的话，那就错了。罗马的头两个首领使共和国有了一定的体制，并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两人中，一个专管打仗，一个专司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