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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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子山（红豆馆主溥侗的儿子，溥侗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我跟溥侗很熟，他的画好，昆曲也唱得很好的，在苏州的时候，他妹妹也常跟我玩在一起。」
　　　　王婉清（顾毓琇夫人，顾毓琇为重庆时代的教育部副部长）——「这是王婉清画的梅花，他先生是我重庆时代的顶头上司呢。顾毓琇喜欢做诗，可诗不太好，平仄总是不搭调，他写了爱给我看，我说：『对不起，你要先把平仄弄通了才好。』……」）
　　　　赵荣琛《荒山泪》扮相
　　　　绫绢函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珍藏本，余英时敬题。
　　　　赵荣琛（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题签上写着：「充和表妹以为纪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家里有个『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他叔叔唱戏的时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赶出祠堂；可他还唱……」）
　　　　吴晓铃（与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等齐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研究员）——「他是我二姐的老朋友，昆曲、相声、京戏，什么都懂的……」
　　　　徐朔方（浙江大学教授）——「他是汤显祖专家，他的一生都交给『临川四梦』了……」）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我个人也很熟悉的「余英时」的名字出现，已经是《曲人鸿爪》第三集的靠后位置，他曾是张充和夫君傅汉思多年共事的耶鲁同事和好友，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二年。
　　　　……
　　　　我合上了册页，感叹着：「这几本《曲人鸿爪》，真是把半个世纪的时代沧桑、风流人物、国运家运什么的，都收在里头了。」
　　　　也许是对那一个个逝去的老友的身世感怀，又或是这「国运家运」一语触动了老人家，她忽然感叹道：「我们这个张家呀，一百年间出了三件大事，死了三条人命，都跟国运家运有关，也都跟『六』字有关……」
　　　　「都跟『六』字有关？」我知道，又可以听到神秘有趣的故事了。
　　　　「我的曾祖的二弟，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他在《清史稿》上留了名的；他在太平军的年代，大概是一八六六年吧，反正是个『六』字，被捻军杀死了。他骑在马上，冲入捻军阵中，被四面包围，头被一刀砍掉了，大马驮回来的只是他的身子，还有一把宝剑。跟班的就把这把宝剑保存下来了。我小时候都看过这把宝剑，存在我们合肥张家的老宅里……」
　　　　窗外的风雪正紧，我的心，也被这个惨烈瑰奇的故事收紧了。
　　　　「到了民国年间，我的堂兄——我父亲的亲弟弟的儿子张鼎和，他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在共产党内用的名字叫张璋，他跟着周恩来搞革命，经历过不知多少困难，被抓起来又逃跑，但是，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抓住了，弄死了，好像那是一九三六年，也跟『六』有关。」
　　　　「……那，最后一个『六』呢？」其实，话问出口，我心里也大抵猜到了那个年份——
　　　　「……那就是一九六六了。我的堂兄张鼎和是共产党的英雄，烈士，他的儿子张以瑞却成了右派，『文革』一开始就被弄死了，说他畏罪自杀。她太太不服，告到周恩来那里去了，说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来摔死的。周恩来下令要查，可怎么查得清？所以，一百年间我们张家出了三件大事，家运与国运相关，都连着这个六字……」
　　　　我记下了这两个数字：一八六六，一九六六，果然，整整一百年。
　　　　很巧，那些天我刚好学着填了几首旧体诗词，似乎吻合了今天的话题，当下便誊写到本子上，请张先生指点。这里顺手录下：
　　　　《丑奴儿近》
　　　　秋来展卷红叶上，满纸飞霜。满纸飞霜，一天星斗看文章。
　　　　长空雁字两三行，水远山长。水远山长，古今心事付苍黄。
　　　　窗外，风雪正紧。
　　　　谈话于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二○○八年七月四日整理毕
　　　　补记
　　　　由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写的《曲人鸿爪》一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二○一○年一月出版。此文写于此书出版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看到更多有意思的历史掌故和趣闻轶事。
　　　　张充和捐赠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的昆曲点翠头面。捐赠的三件藏品中，点翠头面与盘金绣斗篷都是张充和一九三○年代在苏州学习昆曲时特别定购之物。
　　　　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
　　　　张充和与重庆曲社、礼乐馆的故事
　　　　说起昆曲，张充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那天和老人家闲聊，随便翻着茶几上几本《昆事图录》一类的杂书，我看到这样一张题为「北方曲家照」的照片，上面合影的人是：着戏装的张允和　（充和二姐），傍立者为俞平伯、康生与欧阳予倩。照片没有标明日期，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后的留影。
　　　　在我这个红色年代过来人的眼里，这张照片的人员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一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夫人、与世无争的张家二小姐；一位是随后（或已经）因《红楼梦研究》而身陷全国性批判狂涛、并因之倒了大半辈子霉的大学问家俞平伯；一位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人物之一、日后在运动中同样起起伏伏的欧阳予倩；中间夹站着的，竟是一手参与打造这些现代文字狱悲剧的重头人物——儒雅得惊人、却让许多读书人闻之齿冷骨寒的康生！
　　　　昆曲，就是这样云淡风轻地，将这样一些大时代里角色迥异的诸般人物，收拢到她的麾下。
　　　　这张黑白旧照，其实凝聚了我听张充和讲各种昆曲故事的独特感受。我们那天的话题，就从这张照片引出的昆曲社活动讲起。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的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当然，唱戏、演出都要有花销。曲社的后台老板是范崇实，他是丝业公司的经理，有钱，有权力，也有本领，肯出钱出力。拿钱的事都找他，只要是为曲社，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他平时看起来倒是一个相当文雅的人，却很有武功，听说从前在上海，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要挟，最后都被他降服了。有一次有人开小车来逮他，他一手就把两个人抓住了。他开始学唱小生，后来改唱老生，就唱得很像样了。他人好，待我们昆曲的人很不错，总是在帮忙。」
　　　　张充和（左）与张元和（右）在昆曲表演中，摄于张氏姐妹一九八六年应邀为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在北京政协礼堂的演出。此图被俞平伯称赞为「最为蕴藉的一张」昆曲图。
　　　　我问：「你们当时登台演出，都有钱么？就是今天说的——出场费？」
　　　　张先生笑了：「哪有什么出场费哟！我在重庆唱戏，从来没拿过钱。我在重庆的师范教书也不拿钱，还得要自己掏钱租场地。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在教育部拿了一份整工资，倒不太为花钱操心。曲社要唱戏，首先要有人教戏。我在重庆的师范有位女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叫翟贞元，扬州人，她负责教小生戏；我教旦角戏。重庆的师范当时校长是马客谈，也爱昆曲，干脆就把我找去师范，开班教戏。我在青木关教育部，师范在北碚。我两个礼拜去一次北碚教戏，主要教唱，教学生旦戏。当时学戏的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里能登台的有两三个。我还记得有一位叫笪瑞珍，当时才十几岁，唱得不错。记得抗战后我回到苏州，她还跟我通过信。」
　　　　我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1984），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啊，他既是我的长辈，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
　　　　我注意到，提到昆曲、音乐和书法，老人喜欢用「玩」这个字眼。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中年时期的杨荫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