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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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恰恰因为这些受限人员藏身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故意躲开公众以及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而且我们未必能够找出所需的微妙差别。虽然波德莱尔、弗莱士和其他加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常常将这些设施与监狱相比，然而只有在某些方面这些比较才是成立的。不同公共设施中私人交往的技术和形式看起来可能相似，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设施的差异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验。哪个是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比如在学校，学生家长对是否使用体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界态度如何影响内部事务，比如军营和监狱中的邮件审查制度、休假、假释政策、就寝安排及个人卫生？抵制纪律和渴望改变对最严格和乏味的机构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大家庭（8）
1860年，法国有5万囚犯，10万修士修女，万寄宿学生，32万住院精神病人，以及将近50万士兵。每一部落都有其自身的私人生活形式；他们不应被忽视。
19世纪很少有人选择保持单身，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常在早年丧偶之后孤独一生。男女双方结婚的年龄都在下降，但并不平均。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51％以上的男人单身，相比之下只有35％的女性处于同样的状况。然而到35岁时，只有18％的男性仍然单身，却有20％的女性未婚。65岁时，只有7％的男性单身，反之各个年龄段女性独身的比例均高出10％。简而言之，男性结婚率要高出女性，即使男性结婚更晚；婚姻生活给男性带来了方便和尊敬。花花公子波德莱尔1854年12月4日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道，他需要“不计任何代价的家庭。这是唯一可以做的少花钱的方式”。卡斯蒂夫跟他的朋友唐克维勒一样，为美国婚姻生活的景象深深打动。他在1831年9月25日写给他兄弟阿克勒的一封信中预料美国家庭将很快成为典范：“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个情势，那就是单身汉会面对一个无法维持的状态，只有家庭男士才会享受所有安全感。”60年后，佩格向那些同样的“家庭男士”欢呼，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英雄”。
独身生活遭到很大的质疑。但教会和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布雷赞成单身生活，认为放弃家庭是被允许的。社会上把未婚人士视为“干果”。福楼拜在书中列出了同时代的格言：“单身汉：所有自私和*的人。他们应该被课以重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段悲哀的老年时光。”单身汉这个名词只适用于男性；描述女性时用了另一个形容词：单身女子或老处女。拉诺斯在一本书中评述道：“一个英国人，对我们语言中的同义词不太熟悉，他把旅馆里的侍者称为独身主义者（侍者，也可称作‘单身汉’）。”独身主义者经常是男性；未婚女性叫做未婚女孩，就是说“还是个姑娘”。这倒没什么，可如果她成了一个老姑娘，一个疯子或像黛丝女爵一样没有地位的人，那就糟糕了。
独身生活，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女性渴望婚姻生活；年轻未婚女子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相比之下，年轻单身汉过着充实、自由和愉悦的生活，好似一种学徒期。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静，表示一个终结。单身汉生活是一段幸福时光，至少在记忆中是这样修饰的，一段享受恋爱、旅行、友情，与其他男性无拘无束的关系；这也是段“感情教育”和性体验的年纪，这时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年轻男子到处“播撒他们的野燕麦”，“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一切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当时对梅毒的恐惧使一些男人有所收敛。甚至在贫穷阶级，有一段时间里流浪癖在熟练工人中被制度化了，年轻工人在城镇之间穿梭学习做生意和享受有关安定前的生活。
巴黎的学生经常长年徘徊于法律和毒品边缘，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关于那个部落产生了那样令人坚信不疑的神话，以至于很难对其现实加以批判。其中一个神话是关于拉丁区的，那里永远因政治骚动而不稳定，并且至少直到1815年仍一直处于当局监视之下。另一个是莫格使之名垂千古的波希米亚神话，莫格曾经试图查明波西米亚的界限，识别公民，追踪政治信仰和文学鉴赏力的变化，跟随居民从波米克旅行到马特山，再到腊帕纳塞斯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9）
波希米亚包含几种类型的公民。一种是“业余艺术家”，都是离家出走追求冒险生活的年轻人，但这只是在最终安定前的一段时间。另一种是“艺术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生活在默默无闻的贫穷、坚忍克己、消极被动之中，从不沾染恶名。“他们大多死于一种疾病——科学不敢叫它真实的名字——穷困”，他们是肺结核的受害者。他们吐唾沫、咳嗽，使邻居很头疼，所以他们前往慈善机构。只有一小部分人康复并得到社会重新承认，“他们的名字被海报张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画家、雕刻家、作家，但也有与小报有联系的新闻记者，购买漫画、诗歌和幽默故事的小报从业者。
波希米亚人建立了一种与中产阶级模式完全对立的私人生活模式。首先，波希米亚人的时间空间关系与中产阶级的相反。波希米亚人没有手表，生活在黑夜里，而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泡在沙龙、咖啡馆，漫步在城市的林*上。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会“在林*上走超过十步，除非是遇见一个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和主要的时间花在交谈上，他们在酒吧、图书馆、阅览室里生活、写作。波希米亚人在个人使用公共空间时类似于城里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永远被债权人和州长的代理人追捕。莫格书中的一个英雄，萧诺德，用凹陷的口袋装着他所有的财产。经常几个波希米亚人共享一处临时的住房，或者临时搭起帐篷，这样他们很容易就用一些古董艺术品、室内悬挂物或其他装饰品将之改装为一处夜里狂欢的场所。
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将节俭视为有权有势者才有的德行，遇上节日庆典或赌博，一晚上他们就能很轻易地把积蓄、借款或公款花光。他们鄙视私有财产，共享一切，包括女人也可随意转用，通奸可以成为原则。萧诺德收集女人的一绺头发，最后收集了60个女人的。比较随便的年轻女子常常在这种事情上付钱，因为在波希米亚人中，即使两性间的关系不像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等级分明，却还是不平等的。在波希米亚人中也一样，就算有些精明的女人取得成功，或至少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用辛苦工作，男人还是主宰着整个社会。有些女人成功享受着舍巴斯泰因？莫希娅所说的一种“男性的自由”。对蕾丝提格纳克丝小姐来说波希米亚只是块垫脚石，她的年轻美貌征服了整个巴黎。“我一直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尤金？苏的不可能的危险分子里格里特说道。
在公共生活中，爱情是种要求最低的隐私行为。当两人屈从于欲望的剧痛时，他们会远离众人。对*来说，一个私人房间、一扇关闭的门、拉上的窗帘都是不可缺少的。性亲密是不能共享的，这点类似于婚姻。
莫格对波希米亚的描述更像一种梦幻而不是现实，但是它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那个地域的年轻人。前往巴黎去做一个作家、诗人或记者，逃离无趣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后来“书的受害者”们普遍拥有的理想。在书中茹尔？瓦利斯对波希米亚有更为悲观厌世的描述。症状之一有点像那些抗拒的准无产阶级（不想成为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的社会最底层者在私立学校和小报馆周围的生活，他们从未发现寂寞比“受难者的第七日——星期天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在星期天里，寂寞是如此不可抗拒”。各个家庭充斥于所有的公共场所，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不管去哪儿，都是遭遗弃的人。 。。
大家庭（10）
花花公子在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时比波希米亚人更为故意和做作，例如传统英国人和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们就将身份差别作为其特别原则。在布朗梅尔，巴比？奥利维利、波德莱尔和佛罗门丁等人将纨绔子弟的作风法律化后，花花公子们强调在趋于大同的社会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亚人左倾，花花公子则右倾，他们希望重建一种基于气质和风度而不是金钱和血统的贵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有位公众人物——花花公子——是个市区舞台演员，他将个性隐藏于外表的保护面具后面，并努力使之难以辨认。他喜好幻想和伪装，对细节和装饰品如手套、领带、手杖、丝巾和帽子等异常敏感。龚古尔兄弟这样嘲弄巴比？奥里维利的外表：“长年在人格街道上*的狂欢节”。卡莱尔将花花公子称作“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他为穿着而活”。装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波德莱尔声称自己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小时。然而与旧时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将身体和亚麻布衣服的清洁看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对身体全新态度的标志。巴比每天沐浴，当多病的莫里斯？盖兰不得不返回凯拉时，他姐姐最关心的是缺水和没有更衣室。
如此的习惯需要空闲时间，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虽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亚人的境况好些，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视、对奢侈豪华和赌博的喜好，愿意冒可能不得不过更为清苦生活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资产阶级、反中产阶级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发户（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金钱操纵者的象征）、生意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缚的锁链。*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