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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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公爵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并为此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这次表现了一位贵族成员如何堕落成殉情罪犯的典型事件震动了整个君主体制。19世纪初的奶妈们一般都是法国人，后来人们更喜欢英国和德国女孩。她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主人的欲望目标。“小姐们”不得不戴着眼镜和扎着适当的圆髻，并假装一脸严肃来应对诱惑。
所有角色中最为难的恐怕是贴身男仆和寝室女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只要他们的人性角色被否认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了。他们与主人们的亲密接触没有困难，因为佣人只是没有性的生物。18世纪时，夏蒂丝女爵夫人可以很平静地叫她的贴身男仆隆尚帕帮她沐浴，不过隆尚帕在他的*中坦承，他已充分感受到这种要求给他带来的生理上的困扰。但一个半世纪以来，浴室已经变成了一个隐私场所，主人不愿把自己暴露给佣人们，而把自己藏在紧闭的门后。在《寝室女仆的日记》中，塞勒丝蒂娜？米尔博注意到，“夫人总是一个人穿衣和梳头。她把自己锁在化妆室里，一般是不允许我进去的。”从中可以看出，好像她对于被剥夺掉这样的特权感到遗憾。乔治？维格里奥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剥夺其实是严格按照个人的外在形象标准进行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5）
人们对更大隐私的需求不但影响了浴室，同样也影响了家庭里的其他部分，包括卧室。一位端庄的女主人会自己铺床，仆人们一般只会站在一旁而并不真正进屋。女主人可以看到他们，或至少在需要帮助时可以叫到她们。热雷米？贝塔姆的兄弟萨米埃尔为英国家庭设计了一个系统，让佣人们可以在远处听到主人的召唤。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召集佣人的铃声在法国变得很普及。诺德雷伯爵抱怨说这种改变导致了和佣人间的隔膜。维洛特公爵的《家庭史》（1873）被当成一个范例，他把大部分注意集中在门厅、走廊和楼道上，这里是人们相遇、交流和疏散的主要通道。米什莱不能容忍生活在佣人们的监视之下，“那些富人们生活在对他们有敌意的佣人面前。他们在充满恨意和嘲弄的目光下吃饭、睡觉和*。他们没有隐私，没有秘密，也没有家。”因此“家庭保持和平的重要原则就是只有两个人而不应有第三个人”。这种把佣人当作入侵者而对其拒绝的观念或许暗示着一种新意识的出现，同时也是佣人们被视为个体时代到来的迹象，这种发展最终将带来家政服务的终结。
在19世纪时，人们通过否认佣人的个性化来克服这种窘境，也就是忽视他或她的身体。安妮？马丁已经说明了佣人的个性被否认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真实姓名被抛弃，而当他们工作时被给予新的名字，“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是玛丽。”总的来说，佣人是没有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性生活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或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佣人们睡觉的第七层一般都破旧而杂乱，这样的空间里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享乐之外，几乎与世隔绝。那些主妇经常对楼上发生的事怀有一种性幻想。
女仆们一般都不会结婚，通常也不会有情人、丈夫或孩子。如果灾难落在一位女佣人身上，她必须自己处理一切。据统计，很多妇女因杀婴罪而受到起诉。妇产科医院和未婚母亲避难所经常挤满了这些女佣人，而且她们通常被迫放弃孩子。当人们开始担心婴儿的出生率时，人们也渐渐开始容忍未婚妈妈的存在。为此许多佣人可以抚养自己的孩子，但这种抚养孩子的需求也使她们更加依赖这份工作。
如果女佣的孩子的父亲碰巧是男主人的话，她要么被迫离开，要么保持沉默。海伦？德穆斯和卡尔？*生了孩子，对此她一生都没有开口提及过。当海伦和卡尔逝世很久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莉诺才发现了真相。她后来大病一场，不是因为这件私情而是因为掩盖真相的谎言。海伦？德穆斯在*家里的地位——她对于否定自己表示认同——成为那些被贬低的热心女佣人们的荒谬例子，这些妇女就像出现在一张家庭照片的一角的人，名字已经被人们忘却了。有些妇女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主人，没有自己的家和家人，一辈子当别人的奶妈，照看她主人的孩子。贝尔特？萨拉赞不但照顾生病的图卢兹？洛特雷克，还把主人的病情通知他的亲友们。避免苦恼和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种无意识方式就是分享家庭的精神。普鲁斯特？弗朗索瓦兹的模特塞勒斯特？阿尔巴赫特和巴尔内的女佣贝尔特和纳塔利？克里福特都是她们主人们高尚品质的警觉和热情观察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6）
如果主人们不再希望被他们的佣人注视，佣人们也不愿忍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被忽视的话，这种封建时代的遗俗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不再适应社会了。尽管佣人中很少有人公开反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另选雇主，拒绝命令，不接受建议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女佣会把自己的贞洁留给丈夫并希望找到相配的人。19世纪末越来越少的外省人到城里寻求佣人的工作，部分是因为她们担心被感染上“巴黎”病——梅毒。“佣人危机”反映在报纸业为人们提供的许多职位，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和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最根本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这标志着私生活开始走向*化。
在19世纪，家庭模式的标准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制度本身和个人。人们在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像那些嫌疑犯。在这些时候私生活的原则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拥有个人隐私的权利也会受到质疑。那些单身和独居的人们，可能是自愿或被迫选择暂时或永久不能拥有家庭生活，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家庭生活的模仿支配着一些人的生活。如那些在剧院跳舞的芭蕾舞女们的“剧院妈妈”，就试图为她们找一个父亲在剧院的“家”里保护她们。在法国图尔附近麦特雷的一个监狱里，囚犯们会组成一个男人家庭，其中两个被尊为“大哥”。为了表示对家庭生活的厌恶，一些单身汉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独特理念，“家庭会让人丧失勇气，鼓励各种各样的懦弱，会剥夺掉所有妥协并把你淹没在牛奶和眼泪中。”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花花公子曾于1855年10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路易丝？布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福楼拜比安德烈？吉德更早说出了那句话：“我憎恨家庭。”
如果把家庭和它的内部舞台从私生活中除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两端：个体和社会。一个个体，像司汤达观察到的那样，会因个人的好奇心而膨胀，而如果他想探求正在出现的公共社会的复杂性的话，这种好奇心是必要的；有些人渴望那种中世纪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属于过时和准家庭社会的；还有一些人追求前卫的生活。
性别隔离是像学校、监狱以及公共福利机构这样一些单位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些未婚和独居的单身汉们。女修道院、神学院或一定程度上的军队都招收那些自愿者们。其他机构虽不这样，但都会利用长久以来被军队和教会使用的有效方式。那些与外面世界隔离的人要处在全面监视之下，这样才能阻止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被认为是对抗制度的情绪和可能反叛的来源，同时也是对他们交流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和对他们生理和性需求的怀疑。晚上，亲热的欲望最强的时候也是他们特别担心的时刻。
如果可能，当局更愿把每个罪犯单独关在一间屋里或者“小格子”里，就像英国的寄宿学校一样，但毕竟资源有限。监狱虽是极端情况，但却说明了总的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要求建立独立狱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1875年通过了一项单独关押犯人的法案，但这项法律却从未强制实施过。卫士们利用牢房的窥视孔密切注视着里面，以控制混乱的发生。19世纪以至后来，隔离方法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疑心的天才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司汤达写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7）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类似的疑虑。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间的相似点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某个机构是由于职业需求还是其他原因，有天壤之别。总的来说，那些自由回应召唤的人会接受他们制定的规矩并能把组织的规则内在化。19世纪时，神学院里出现了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灵魂被认为是邪恶的源泉，应该保持沉默，从记忆中消除或接受惩罚。肉体和道德上的修行则可以帮助一个人取得纯精神的目标。在冥想的秩序中，修行有时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这包括要杀死阻碍你与上帝结合的另一个“它”。许多虔诚的少女有时在她们受压抑的母亲的鼓励下幻想早亡。如泰雷丝的早亡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然而虔诚并不能排除诱惑。心和肉体的激情被秘密地隐藏在黑暗而巨大的灵魂堡垒里。在修道院里，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有了新的界限。每个细节、每句话和声音都非常明确。司汤达曾不无嘲讽地写道：“在神学院里，吃个煮鸡蛋的方式就能揭示出他们虔诚生活的过程。”以朱利安？索雷尔为参考；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决定为自己塑造全新性格的人；“他那个时刻的目光让他深感不安”。
对那些被迫禁闭的人来说，维护隐私权是一种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个人的时和空间不受当局的监控和免受集体的专制暴力。瓦雷在《暴动》中温和地写道：“在宿舍尽头的小房子时，教师们可以在空闲时到里面工作或遐想。”有时人们也会通过建立私人关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隐私，这样可以减轻孤独感和对抗当局的保护层。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来应对那些规章制度。自由的时间被紧密地安排好了。混乱的时刻是有利于人们交流信息的。一群朋友结伙去一些中立地域，去黑暗的角落或浴室，这些地方在任何机构都属于自由的天堂，也因此成为受怀疑的焦点。
有人曾调查过制度上亚文化群发展的意义：传递纸条，涂鸦，玩笑，以及标记。包括“特殊的”友谊在内，同谋关系和友谊在这些封闭环境中遭到特殊强度的调查。这种环境导致产生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感情，同时另一种*——遭到禁止的*——被更加热切地*化，或者有升华的必要性。极度的压抑与极度的渴望并存。因为阅读、吃喝和*的愉悦是私底下的，所以人们更加乐于享受。这种感觉如此剧烈，以至于无法抵抗。然而有时候长时间的强制性自我抑制会导致十分强烈的压抑作用，以至于昏厥。西蒙？布福德是许多曾经描写“监狱寒冷”如何消灭囚犯所有欲望和才能的作家之一。欧文？葛夫曼分析过发生于精神病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中那些病患的“自主丧失”，他们变得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使得自己很难重新适应外面的世界。
至此，恰恰因为这些受限人员藏身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故意躲开公众以及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而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