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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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
以上所确立的原则之首先的而又最重要的结果，便是唯
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
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
立成为必要，那末，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
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
社会的联系；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
的话，那末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
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
因此我要说：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
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
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
可以转移事实上，纵使个别意志与公意在某些点上互相一
致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至少这种一致若要经常而持久却是
不可能的；因为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就总是倾向于偏私，而
公意则总是倾向于平等。人们要想保证这种一致，那就更加
不可能了，即使它总该是存在着的；那不会是人为的结果，而
只能是机遇的结果。主权者很可以说，“我的意图的确就是某
某人的意图，或者至少也是他自称他所意图的东西”；但是主
权者却不能说，“这个人明天所将意图的仍将是我的意图”，因
为意志使自身受未来所束缚，这本来是荒谬的，同时也因为
并不能由任何别的意志来许诺任何违反原意图者自身幸福的
事情。因此，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末，人民本身
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
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
此就告毁灭
这绝不是说，首领的号令，在主权者有反对它的自由而
并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也不能算是公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普遍的缄默就可以认为是人民的同意。这一点，下面还要详
加解说。
第二章 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理由，主权也是不可分割
的。因为意志要末是公意，要末不是；它要末是人民共同体
的意志，要末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
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二种
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至多
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
可是，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
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
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
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
们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片凑起来的怪物；
好像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
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据
说日本的幻术家能当众把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肢体一一抛
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
这倒有点像我们政论家们所玩的把戏了，他们用的不愧是一
种江湖幻术，把社会共同体加以肢解，随后不知怎么回事又
居然把各个片断重新凑合在一起。
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
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
分。例如，人们就这样把宣战与媾和的行为认为是主权的行
为；其实并不如此，因为这些行为都不是法律而只是法律的
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只要我们把法律一
词所附有的观念确定下来，就会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在同样考察其他分类时，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人们自以
为看出了主权是分立的，他们就要犯错误；而被人认为是主
权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只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
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那些权利都只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
而已。
当研究政治权利的作家们，想要根据他们已经确定的原
则来判断国王与人民的相应权利时，我们简直无法述说这种
缺乏确切性的结果给他们的种种论断投下了怎样的含混不
清。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在格老秀斯的著作的第一卷，第三、第
四两章中，这位渊博的学者以及该书的译者巴贝拉克是怎
样地纠缠于并迷失在自己的诡辩之中的；他们唯恐把自己的
见解说得太多或者太少，并唯恐冒犯了他们所要加以调和的
各种利益。格老秀斯不满意自己的祖国，逃亡到法国；他有
意讨好路易十三，他的书就是献给路易十三的，所以他不遗
余力地要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并且想尽种种办法要把它们
奉献给国王。这一定也投合了巴贝拉克的胃口，巴贝拉克是
把自己的译书献给英王乔治第一的。然而不幸雅各第二的
被逐——他是称之为逊位的——使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回避
要害，含糊其词，以免把威廉弄成是个篡位者。假如这两位
作家能采取真正的原则的话，一切难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而
他们也就可以始终一贯了。他们本该是忍痛说出真理来的，他
们本该是只求讨好人民的。然而，真理却毕竟不会使他们交
运，而人民也不会给他们以大使头衔或教授讲席或高薪厚俸
的。
第三章 公意是否可能错误
由以上所述，可见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
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
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
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
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
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
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
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
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
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
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
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
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
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
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
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
此之大，以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
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
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
因此，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
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伟大的
莱格古士的独特而高明的制度便是如此。但如果有了派系
存在的话，那末就必须增殖它们的数目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
平等，就像梭伦、努玛和塞尔维乌斯所做的那样。这种防
范方法是使公意可以永远发扬光大而且人民也决不会犯错误
的唯一好方法。
第四章 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
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
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
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
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
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
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
权这个名称。
可是，除了这个公共人格而外，我们还得考虑构成公共
人格的那些私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独立于公共人
格之外的。因此，问题就在于很好地区别与公民相应的权利
和与主权者相应的权利，并区别前者以臣民的资格所应尽
的义务和他们以人的资格所应享的自然权利。
我们承认，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一
切的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
重要关系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唯有主权者才是这种
重要性的裁判人。
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
求，就应该立即去做；可是主权者这方面，却决不能给臣民
加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是毫无用处的约束；他甚至于不可以
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恰如在自然的法则之
下一样，任何事情绝不能是毫无理由的。
把我们和社会体联结在一起的约定之所以成为义务，就
只因为它们是相互的；并且它们的性质是这样的，即在履行
这些约定时，人们不可能只是为别人效劳而不是同时也在为
自己效劳。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都
当成他自己，并且在为全体投票时所想到的只是自己本人的
话；公意又何以能总是公正的，而所有的人又何以能总是希
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幸福呢？这一点就证明了，权利平等
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
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为
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
意。这就证明了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并
且，当它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它就会丧失它
的天然的公正性，因为这时我们判断的便是对我们陌生的东
西，于是便不能有任何真正公平的原则在指导我们了。
实际上，一项个别的事实或权利只要有任何一点未为事
先的公约所规定的话，事情就会发生争议。在这样的一场争
讼里，有关的个人是一造，而公众则是另一造；然而在这里
我既看不到有必须遵循的法律，也看不到有能够做出判决的
审判官。这时，要想把它诉之于公意的表决，就会是荒唐可
笑的了；公意在这里只能是一造的结论，因而对于另一造就
只不过是一个外部的、个别的意志，它在这种场合之下就会
带来不公道而且容易犯错误。于是，正如个别意志不能代表
公意一样，公意当其具有个别的目标时，也就轮到它自己变
了质，也就不能再作为公意来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判决了。
例如，当雅典人民任命或罢免他们的首领，对某人授勋或对
另外某人判刑，并且不加区别地以大量的个别法令来执行政
府的全部行为时，这时候人民就已经不再有名副其实的公意
了；他们的行动已经不再是主权者，而是行政官了。这好像
是与通常的观念正好相反，但是请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