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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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啊？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2点半快3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跟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作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的“8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你就成了反*。”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转眼20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3点，谈到下午5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俩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6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作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6）
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动摇陈：刚才主要谈了“私营经济”理论引出的风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也是你较早提出和一直坚持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郑：我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目标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我很困惑。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慢慢放开后，一半以上价格由市场调节，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的新格局，而我们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状到底如何评估？改革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改革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陈：和红军长征一样。同样是绝境突围，同样是最初时没有明确目标，走到哪儿算哪儿。
郑：是这样的。改革之初只能这么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改革之初是没有理论准备的改革，是没有预先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整体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问题就严重了，广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格局：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港澳台资和外资大量涌进，分配理论突破，价格放开等，现实与传统理论相冲突，我们必须确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
因此，大概从1986年开始，广东理论界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并公开发起对“市场体系”的系列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了解广东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广东人的困惑，察觉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研究改革目标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个来头。省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研究，指定4个人，每人牵头设计一个。我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我牵头设计的那个方案现在还在，方案明确提出广东要搞的是“市场经济”。1988年初，广东省经济学会、广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心、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联合发起，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文章，反响较大。那次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单位委托广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广州市研究中心的张向荣3人，按大会研讨的精神写份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媒体称做“3人团勇闯市场经济‘雷区’”。
王利文把我们安排在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与外界隔离了5天，写成《广州、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王利文到北京，将报告送给了当时的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又交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吴敬琏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马洪便通过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报告和吴敬琏等人的评论一起送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人非常关注，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等于是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报告。随后，报告又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4月发表。至此，在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问题上，广东理论界以广东市场转型的社会实践为主，结合国外经验，在全国理论界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东整个理论群体的贡献，广东理论群体的这个突破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7）
但在1989年之后，“鸟笼经济”的主张盛行一时，市场经济理论则遭到严厉打压。所谓“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当时环境下，广东省一些机构也组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研讨会”，请我参加，我拒绝参加。1991年11月，广东社科界召开“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