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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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的途中，冯友兰撞伤了胳膊，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胡子一直没有刮，从此，他便开始蓄须，直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长沙临大时期，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潘光旦与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时任清华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前去参观。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临大准备将此地用作土木工程系教员宿舍。潘笑问施：“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冯友兰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潘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巧对“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对他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并不辩白，只是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宗璞回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极为困难。一个月工资几百万，但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冯友兰在地安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十二瓶黄酒，一夕大醉。

冯友兰的须发皆长，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位学生曾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那昆明的理发店就要失业了。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也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

抗战爆发后，吴宓南下时曾赋诗一首，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此句极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蜡梅，正值蜡梅盛放时节，站在楼上的栏杆旁，恰与蜡梅相齐。一日，冯、闻二人又谈起吴宓的“红袖”诗，闻一多随口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接口道：“凭栏惟见蜡梅花。”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当时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冯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来。

冯友兰的子女无一人从事哲学研究，他常在家中讲一个笑话：有人问他，家中子女为何无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冯友兰回忆，“文革”中，北大四门大开，随便进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北大，晚上就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睡觉。冯住的园内晚上也睡着很多人，时已入秋，夜间很冷，但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屋。一天，冯家只有任载坤一人在家，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里看看，任不敢开门，于是有人隔着窗户说：“你大概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任这才敢开了门，他们果然按次序进来走一圈便出去了。看完后，组织者对任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任载坤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

【嗜好】

冯友兰喜欢收集旧兵器。冯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冯友兰爱逛古董店，但他“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冯在东四牌楼附近的弓箭大院（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觅得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

在昆明时，冯友兰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旧兵器。冯钟辽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记载：“有一次（父亲）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后来，冯友兰将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捐献给国家，他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冯钟辽回忆：“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偕老】

1911年，十八岁的冯友兰考上中州公学，同年，他与表妹吴淑贞结婚，可谓双喜临门。不幸的是，吴淑贞于1916年病故。

两年后，冯友兰经金松岑介绍，与任载坤结为夫妻。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是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之女。民国初年，任载坤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冯友兰与任载坤结识，并得到双方家长同意后，二人订婚。1918年，二人毕业后，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至此任载坤一生陪伴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为冯的学术事业奉献了一生。

任载坤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的堂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对此，宗璞则说：“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做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煳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蒙自的时候，许多教授都孤身一人南下云南，未携带家眷，任载坤为了给他们改善伙食，便于周六轮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虽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但对于不会料理家务的教授们来说都是美食，朱自清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好吃极了。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冯友兰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卖字又从未开过张，任载坤便在小学旁边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1966年7月，冯友兰家中被红卫兵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封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任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改造，冯对此特别歉疚。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的批斗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批斗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批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任载坤因病逝世，冯友兰痛作挽联云：“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曾经题诗赞美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母亲、妻子和女儿宗璞，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赞扬了冯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出，要向在冯友兰身后默默支持的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

【坎坷】

30年代，冯友兰曾到苏联游历，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讲述在苏联的见闻。此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34年11月28日，警察到清华逮捕了冯友兰，并将他关押到保定的一个“行营”（看守所）。第二天，何应钦来电报，冯被释放。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颇大，他此后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1949年10月，冯友兰也写信给毛，表示过去他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人送来毛的回信，信很短，毛在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十多年后，冯终于明白了毛信中“老实态度”的意思，冯说自己要用五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中国哲学史，是“夸夸其谈”，“不是老实态度”。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张岱年曾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