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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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离开安徽大学。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傲睨】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适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但他对刘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文典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见状,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叫,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的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一日,刘文典与人闲谈,当有人问及刘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时,刘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当时刘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说刘文典每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有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