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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1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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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回忆,鲁迅很少使唤家中的女工,也从不责备。如果许不在家,他便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如果不是女工见到过来代劳,他绝不会高声叫人帮忙。

一次,老女工陪周海婴玩耍时,从鲁迅的书架中拿了一本书,扯下书页来,从阳台上吹下去,说是放纸鸢。等鲁迅发现时,书已经撕了大半。鲁迅视书如命,但他知道老女工不识字,只图博周海婴的喜欢,所以并没有责备,只让她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鲁迅搬到西三条,许钦文和孙伏园合买了一只大火腿,由孙送给鲁迅。几日后,孙对许说:“大先生说,‘钦文也送火腿,他要因此多写多少字呢!’要我告诉你,下不为例。”

许钦文在北京时,家中负担很重,日子过得清苦。去看望鲁迅时,鲁迅总是拿出一个扁扁的灰漆盒子,里面盛着一块“萨其马”之类的点心,拿给许吃。许工作后,有能力自己在街上买点心了,鲁迅便不再请他吃点心。

尚钺病愈后去拜访鲁迅,聊天时,鲁迅觉出他的困窘。尚告辞时,鲁迅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道:“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最初白薇并不亲近鲁迅,每次去送稿,总是在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走。半年后,她听到鲁迅对人说:“白薇怕我吃掉了。”一次,白薇和杨骚去见鲁迅,刚走到楼梯口,鲁迅便温和地在楼上说道:“白薇请上来呀!上来!”白薇走进书房,微低着头不敢正视鲁迅。这时,鲁迅拿着一把蒲扇帮她扇风,亲切地说:“热吧?”然后又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她看,并耐心讲解,白薇当时就感到鲁迅是“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

鲁迅想买德文本的《果戈理选集》,黄源在某旧书店花18元购得一套,送给鲁迅。他怕鲁迅不接受,事先在第一册上写上“鲁迅先生惠存”。但鲁迅依然不肯接受,二人推让半天,最终鲁迅接受了第一册作为馈赠,其余几册支付给黄15元,他在日记中写明原因:“值18元,以其太巨还以15元也。”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鲁迅曾在家中为日本人增田涉单独讲解《中说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历时一年,每日午后约三个小时,无论寒暑。

任均回忆,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左联的碰头会改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利用吃饭时间进行交流。每次碰头吃饭,总是鲁迅掏腰包,其他人过意不去,要分摊餐费,鲁迅却不赞成,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么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

一天晚上,萧红在鲁迅家中和鲁迅、许广平聊到将近十二点才告辞。那天下着雨,鲁迅非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怕鲁迅受凉,心中很是不安。到铁门外,鲁迅指着隔壁挂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门旁边的门牌号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每周六,周建人夫妇都带一个孩子到鲁迅家中拜访,一般王蕴如带着孩子先去,周建人下班后直接从商务印书馆过去。如果周建人到得晚了,鲁迅总是不放心,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遍,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

黄源回忆,他也习惯于周六去拜访鲁迅。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钱。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一次,晚上出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坚持自己不坐,让许广平、王蕴茹、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郁达夫决定定居杭州前,曾和鲁迅谈起此事,鲁迅好意相劝,但郁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移居杭州。半年后,鲁迅又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再劝郁离开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此诗后挂在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的客厅中。

郑振铎向鲁迅请教《三言》之事,鲁迅信中附了一张自己抄录的《醒世恒言》全目录,并告诉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也没见过,《醒世恒言》只有半部,但一位朋友处有全本,他便借来,抄下目录寄给郑。又一次,郑写信问鲁迅是否有《西湖二集》,鲁迅便将自己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送给只谋过一面的郑,郑极为感动。

许广平回忆,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到上海后,向鲁迅提出借500元钱,说明不久就还。鲁迅立即替他从老朋友处转借。老朋友信任鲁迅,将内有千余元的存折与图章一起给了陈,让他从中取500元。不料陈一去不复返。鲁迅写信去催,结果图章寄回来,折子里的钱已经全部取出。后来听人转述,陈曾对人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鲁迅去世后,朋友写信向陈催款,陈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岁,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十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褊狭】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陈子英约鲁迅一起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船靠岸后,关吏在中国留学生们的行李中翻出一双绣花鞋,鲁迅心中顿时很是不满,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不自觉间便摇了摇头。一行人坐上火车,这群人又在车上为座位之事互相谦让起来,车一开,顿时摔倒三四个,鲁迅见了又很是不满,大摇其头。于是这群新来的留学生对鲁迅很是不满,这其中便有范爱农。日后的同乡会上,但凡鲁迅的发言,范必定要站出来反对。

鲁迅讨厌吃莲子羹,因为绍兴风俗,过新年时儿媳妇要做莲子羹孝敬尊长,招待亲朋,因此许多儿媳妇只会做这道莲子羹。鲁迅认为这是陋习,见了便摇头,所以绝对不吃。

民国初年,许寿裳曾托蔡元培为鲁迅谋一职务,蔡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27年,鲁迅因蔡赏识别人而对川岛去信抱怨道:“其实,我和此公(蔡元培),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民政府“特约撰述员”,每月享受300大洋的政府津贴。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鲁迅本想争取此职位,但此事最后未成。鲁迅致信川岛,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鲁迅与左联的周扬等人发生分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准备拉拢鲁迅,结果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讽刺陈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抗战中,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看书,他很少看杂志,有时许广平看杂志,他会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他最多花十几分钟浏览一下报纸,看见许看报纸的时间长了,偶尔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鲁迅不喜京剧,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剧,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一次,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谈到要改良京剧,宣传革命,鲁迅马上反对,他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鲁迅只看外国影片。在广州时,他看过一部国产片《诗人挖目记》,结果没看完就离场了,从此对国产片再无兴趣。以后,即使轰动一时的国产片,他也拒绝去看。

张友松回忆,他办春潮书局时,曾请鲁迅将书交给自己出版,由于未等鲁迅答复便打出广告,致使鲁迅对此颇为反感。事后,张写长信解释此事,鲁迅虽不再计较,但依然对张存有戒心。张在信中称呼他为“吾师”,鲁迅让张不要这么叫他,说某人不是他的学生,也称呼他为师,但背后却大发攻击他的言论,使他不胜感慨。

鲁迅常到老靶子路一家小吃茶店喝茶,泡一壶红茶,和青年聊一阵子天。一天,他背后的茶座里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女子走时,鲁迅一直生气地瞪着她,看了半天,最后说:“是做什么的呢?”

冯雪峰曾这样看鲁迅:“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的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于一切人都怀有疑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钱玄同曾总结鲁迅的三大短处是:多疑、轻信、迁怒。

【率真】

路易·艾黎回忆,一次聚会中,鲁迅喝酒后,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的旧毡帽掉在衣架的后面,他便到处找,最后大家一齐动手给他找出来了,他一脚将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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