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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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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1904年春,他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准备利用暗杀,推进反清革命。为了配合暗杀行动,蔡元培自行研制方便、秘密、快速且容易伪装隐蔽的化学毒药。他让爱国女校化学教员俞子夷研制毒药。俞配制出氰酸,蔡给一只猫灌下几滴,猫即死亡。后蔡又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决定改成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购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的书籍,自行研究,但无太大进展。不久,他又开始研制炸药。经过试验,他们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蔡还让陶成章、龚未生翻译催眠术,以备暗杀之用。

蔡元培友人钟宪鬯研究化学,蔡介绍他入会,拼合炸药,炸药成后,又发觉无弹壳装盛。恰黄兴从东京到上海,秘携弹壳十余只。炸弹制成后,到南京雨花台偏僻处试验,竟不能爆炸。蔡下决心改良,与其介弟蔡元康等人废寝忘食研究,终于造出了一枚炸弹,用于暗杀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室五大臣,投弹者为吴樾。

马鉴回忆,1904年,蔡元培办《警钟》时,已剪发易装,在中山装外穿了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当时天气寒冷,编辑室大而空,且无火炉。蔡右手生冻疮,手肿得像馒头一样,只能套一双半截露手指的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中取暖,每天坚持写文言、白话文章各一篇。当时蔡不仅要负责编辑事务,还要负责报社的杂务,如伙食、印刷等。虽境况窘迫,但蔡总是心平气和,没有丝毫不悦之情。到了除夕,社中实在困难,蔡便向某君借得蜜蜡朝珠一串,让马拿去典当。到了典当行,朝奉说是假的,只能给一元钱。马回去告诉蔡,蔡只是微笑说道:“朝奉说是假的也没有办法。”最后这串朝珠没有典当,而年关总算挨过去了。

是年冬,蔡元培等人成立光复会,蔡出任会长。陶成章应蔡之邀入会。辛亥革命后,陶成章甫归国便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迫于陈的压力,当时沪上各报对此事不敢评论。唯《越铎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护法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统一。1918年10月,他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成立和平期成会,通电全国,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亦致信孙中山,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乱,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观点。

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上台,蔡元培再次呼吁实现南北统一。他反对北伐,支持吴佩孚的建议: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

梁启超、林长民曾想拉拢胡適、蔡元培、王宠惠等人加入研究系。但胡、蔡二人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人政府”。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適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蔡元培曾同情俄国革命。1923年,第三国际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中国知识分子在北京撷英饭店为越飞举办欢迎宴会,蔡元培于席间致欢迎词道:“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蔡元培支持“清党”,但他得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成立当晚,枪决了二十余名共产党人时,很严肃地对姜绍谟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人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此次清党运动,也成为蔡与国民党高层的意见分歧的根源。

1931年,蔡元培主持国民党的宁粤和谈,广东方面的代表李文范常很激动地跳出来骂,而伍朝枢则对王宠惠冷嘲热讽,但蔡在席上纹丝不动,处之泰然。当时国难当头,经常有人前来请愿,蔡亦不理会,只是让汪精卫去挡驾,并不过问这些事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不休。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对主和派代表汪精卫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一边说着,一边禁不住老泪纵横,两行热泪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举座动容,汪如坐针毡。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任该同盟副主席。该同盟宗旨为保障人权,并不区分党派、国籍、罪或非罪。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营救了许多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蔡元培对周极为佩服。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时,去看望蔡元培。一见面,蔡便握住陈的手,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

蔡元培晚年,一度署名周子馀,其友周成曾问由来,蔡笑道:“周蔡原为一家,你不知道蔡也出自姬姓吗?”随即又正色道:“我母亲姓周,所以用此姓。”后其学生余天民道出此名的深意:周子馀兼含《诗经》“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蔡早年用“孑民”一号,是表示在清朝统治之下,所余黎民,再无有遗类,有同仇敌忾之意;日寇清华后,民无噍类,故蔡始用“子馀”。

余天民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师蔡元培避居香港,国内外人士屡邀蔡移居昆明,或到国外如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旅行,蔡均婉辞。一次,张静江曾邀请蔡一同赴美,蔡亦当面辞谢,说己身负中研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望其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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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冠】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经费问题发生冲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黄宗仰、章太炎、张继等人与爱国学社的吴稚晖、沈步洲、胡敦复等人开会商讨此事。会上,张继提出,必须确定主体。于是,会方认为会是主体,社是附属;社方观点则正相反。争论既久,吴稚晖不耐,出语尖刻道:“大家争什么,其内容不过一副校具而已。”闻听此语,蔡元培神色为之一变,忿然曰:“何至于此呢?”立即起身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事社事。”语罢即出。几日后,蔡即离开上海。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蔡亦向袁世凯递交辞呈:“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他到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答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一职不到7个月,便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以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举行游行示威,以此向总统府请愿。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事后,蔡引咎辞职,但总统冯国璋没有接受蔡的辞职。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递交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南下。离京前,他留下一则《启事》曰:“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此后,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所表示,北京各大学校长于5月13日集体向政府递交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大因提倡“新文化”、“兼收并蓄”,常招致北洋政府的横加干涉。蔡元培对此异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1919年6月15日,蔡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北大“讲义费风潮”发生后,学生以“罢课”相威胁。蔡元培怒不可遏,愤而辞职,避走西山。之后学校的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后经胡適调解学生与校方的矛盾,此事得以平息。

直系军阀和部分政客控告财政总长罗文干贪污受贿,罗被捕,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但时隔不久,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于内阁会议上提议再审罗文干,于是罗再次入狱,史称“罗文干案”。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递交辞呈,以抗议北洋政府对罗的诬陷,他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次日,他在《晨报》发表辞职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1月21日,他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重申,对于彭允彝之流,“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此后,蔡元培旅欧,蒋梦麟援引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即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让北京政府保留了蔡元培校长一职,而校务则由蒋代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27年8月张作霖合并北京国立9校。此后,蔡又于1928年、1929年两度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他未赴任,直到1930年9月,蔡元培被获准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至此,蔡元培方彻底离开北大。

胡適对此颇为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浙江的一位老举人告诉蒋梦麟,蔡元培参加乡试时,写过一篇怪文,文章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结果这场乡试中,蔡得中举人。

蔡元培在上海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时,曾对欧洲社会主义废财产婚姻的学说深信不疑。当时有某人亦称信仰社会主义,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攫取他人财产挥霍,并振振有词说这是公物;此人还常调戏良家妇女。蔡听闻此事后,感慨道:“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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