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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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面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
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
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辩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志的自我意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
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题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
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结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众所闻知，除进行曲外，废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
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因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⑦红葡萄酒，如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爱吃的菜。他和客人们一道吃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切的结果，也是谈话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著作还闪现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赫尔德⑧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井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57岁。在给摩西？孟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为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辛。于是评论家们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导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有时甚而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康德增强了自信心，1787年对赖因霍尔德（他为使康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我能向你保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系。”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年后，斯塔尔夫人⑩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
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外围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27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是1785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达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1788年他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1793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中都不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国王一死，康德就认为自己解除了这一保证。然而同当局的这一次冲突使他十分痛苦和辛酸。康德曾为自己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而感到自豪，虽然他曾在一位英国人面前表示过对共和国的同情。当时他说得那么轻松愉快，结果挑起了一场争论，最后他以雄辩的言辞赢了这场争论，驳倒了那位英国人的观点。这个人叫约瑟夫？格林，是哥尼斯堡的一位商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康德最亲密的朋友。
康德喜欢同妇女交际（只要地们不妄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他也曾两次打算结婚，然而每次他都犹豫很久，直到最后决意不婚。一天，他的那位不修边幅的男仆身着黄色外衣，醉熏熏地来到桌旁，康德怒不可遏，命令他脱掉卖了，并答应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当时康德非常吃惊地了解到这位仆人曾结过婚，现在是个鳏夫，正准备再婚，那件黄外衣就是为婚礼买的。康德对这些意想不到的事大为震惊，此后再也没有满意地看过他一跟。看来康德无法使自己相信婚姻——他曾把婚姻说成是两个人的“各自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协议——是人之常倩。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1764）中，康德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两性之间的区别。他激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分有一种共同的本性，单是这种共同本性就足以决定他们的关系的特征，相反，他赋予女人以魅力、美以及融化人心的能力。与女人所属的性别不同，男性是一种更加“崇高的”、“讲原则的”和“重实际”的性别。康德对女人的这番描述与他对自然美的描述是一致的。正是自然首先激发了他的情感。他母亲曾带着孩提时的他去观赏自然美的景象，以便唤醒他对她所眷恋的事物的感情。①我们有可能从他身上所唤起的对女性魅力和自然美的倾倒中看出性爱感情的痕迹。这种性爱感情若能得到更能动地表达。我们的理智发展史从中获益非浅的常规，就很可能被打破。
1796电康德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正式讲座。那时他的机体官能已经开始衰弱，阴沉的忧郁已取代了他以前的欢乐。费希待说他好象在沉睡中讲课，惊醒之后又去开始他那早已忘了一半的课题。不久康德便神志模糊，丧失了辨认旧友的能力，甚至讲不出一个完整的简单句。他凋谢了，完全失去了知觉。1804年2月12日，他结束了无可指责的一生与世长辞了，连他生前的理智能力也不能陪伴他。来自全德各地的人们以及哥尼斯堡的全体市民参加了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