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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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张维迎落寞的背影到现在，这只是改革的一个小的周期。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从1911年开始，我们中国大学的改革，刚开始模仿日本，后来模仿欧洲大学，再后来又对美国大学模式产生兴趣，但是都没有真正成功过，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缺少压力的传导机制。哈佛大学改革也不间断，他们也是几年一小改、几十年一大改，他们教改从未间断过，他们是怎么改的呢？这个压力很大的。我举个例子，我就以商学院为例，美国很多的专业杂志常常给大学排名，排名体括学生就业的情况、公司的反馈情况等等，每年都排名，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把信息回馈给学校，这给学校的压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美国各个大学商学院，每年都在改革，而且是完全根据市场导向进行改革的，这是中美大学的一个区别。美国大学没有围墙，它跟社会有个良性的互动。而中国大学有围墙，所以巨大压力都被挡在了外面，中国的大学没有什么压力能逼着它们进行改革。
但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大学的围墙让改革的压力进不来，而是透过这个围墙，那些名利场都进来了。我们很多大学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成了官商俱乐部，各个衙门、企业各种因素都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比较乐观的是中国大学的牌子虽然烂，但中国的大学生却是一流的。他们可以去港台、可以出国接受教育，所以这个竞争就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香港的大学进入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利好，因为这就是竞争，学生可以做选择，他可以到美国去念书，到中国香港去念书，之后这个学校就有压力，它就希望改革，这就是外部压力让它改革，这才是大学改革的动力。
延伸阅读
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阿尔佛雷德？钱德勒强调，规模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当面临大型市场（19至20世纪，美国的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占据明显的优势）时，大规模的生产才有意义。
其次，即便你面临的是大型市场，那么也只有当你具备了保持你的工厂有足够能力运转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应付多个客户所需的营销技能时，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才有意义。
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不同的技术机遇，而不是它们具备全面地发掘这些机遇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它们通过有形的管理补充了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的一种结果就是许多公司扩大了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个分支工厂，而是因为确保这些工厂实现高效生产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视原材料的生产，同时也要重视产品的分配与营销。这种趋势很遗憾地经常被共产主义的中央规划师一味地效仿，他们认为，健康服务、假日别墅以及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场对于有效的生产就已经足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波兰的工业部长告诉我说，克拉科（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边境的新胡塔钢厂需要的只是加强周边的防护以能够宣布它是一个独立的工厂。
《有形的手》于1977年出版，这恰巧是多变的经济状况开始限制钱德勒对美国企业的观点的时期。在此后的25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公司，已经超越了那些小型的、灵活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更集中于关注核心的活动，并且通过其他方式与供应商协调，而不是通过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仅仅与技术有关。例如，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与国内竞争使许多公司更精明地开展各种活动。
本文摘自＇英＇ 保罗？西布莱特（ Paul Seabright ）的《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第九章 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一：火山理论
房价调控，催生“地产火山理论”。
地产泡沫、股市泡沫所象征的，就是未来危机的开始，就是火山开始爆发。
两大症结，揭开楼市井喷悬疑。
所以越来越多熔岩、熔浆透过这两个没有关掉的管道跑出来了。
制伏“地产火山”，“郎式方案”曝光。
你要解决房价的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那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你要做好几步工作。
一、“火山”之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最近我们又发飙了，国十条出来了，已经国了很多条了，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条了。什么国二条、国三条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这样编号，从001号开始编，国001、国002，现在应该是国90几了。各级政府在比拼谁打压房价打得最凶。政府打压楼价的措施基本都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理解房价上涨的本质。我想利用火山理论来解释房价上涨的本质。
背景提示
2010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提出四项措施，即新“国四条”，其中包括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这意味着，距2010年1月发布的“国十一条”仅仅三个月之后，新一轮房价调控就此展开。4月17日，《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即新“国十条”发布。随着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系列密集政策出台，各大银行陆续公布调整房贷执行利率和贷款条件细则，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等一线城市新房开始打折出售，个别楼盘直接降价上千元，一些省会中心城市还出现了较为集中的退房潮。按照“五一”小长假期间的统计数据，北京销售量同比降幅为65％，上海为52％，南京为95％；深圳为79％。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价调控已经显示出了政策威力。那么，中国房地产价格将走向何处？调控房价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到底有没有根治房地产市场痼疾的好办法呢？
我们先看下火山岩浆是如何形成的。2006年下半年，中国发生了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生病了。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投资经营环境已经全面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拿来炒楼炒股了，从而造成泡沫。这个进入楼市的资金就可以解读为火山的岩浆。就在这股火热岩浆蓄势爆发之际，我们的政府插下了两根导管。
第一根导管：老百姓不能自建房，必须向开发商买房。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而言，我们现在的年轻男女基本是自由恋爱，只有那些不太会谈恋爱的、吃不开的男男女女，才需要到婚姻介绍所。如果哪天政府突然下令不准自由恋爱了，自由恋爱者一律不发结婚证，政府规定必须去婚姻介绍所的话。你晓得是什么结果吗？由于没有自由恋爱的竞争，婚姻介绍所的中介费就会透过垄断立刻大幅攀升。这个跟房地产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现在不能自己买地自己建房，而必须向开发商买，这就像婚介所一样，造成开发商的垄断，价格肯定上去了。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建房呢？政府认为我们不会建，会建得乱七八糟的，不好管理，是呜？那德国人怎么可以呢？德国政府对自建房规定得非常清楚，哪个地段房子盖多高，屋顶什么颜色，窗户什么样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按图施工就好了，有什么难的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2010年深圳市放宽了这个规定，从而引入了竞争机制的问题。
第二根导管：缺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截止到2009年年底，新加坡政府总共建设了99。2万套的经济适用房，保证了85％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新加坡不是根据成本核算，而是根据老百姓的收入核算，保证老百姓6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房。新加坡像我们一样的商品屋只有15％，而15％的人所住的商品屋每平米价格在4万到5万元人民币。
背景提示
在西方一些国家，住房被明确界定为公共事务，也因此获得立法保障。如英国1919年颁布《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务，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房提供支持。1946年至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荷兰则在1901年颁布《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美国在1937年出台《住房法案》，明确政府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房租。此后相继出台《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住房的公共特性得到保证。那么，我国在住房的认识问题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背景提示
那么在香港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政府补贴呢？月收人6万港币以上的、必须向私人开发商购买商品屋；月薪在2。6万到6万之间的，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以优惠价供应住宅；月收入在1。1万到2。6万之间的，以低于市场价30％到45％的价格购买房屋；月收入低于1。1万的，可以享受廉租屋，房租非常便宜，平均价格每个月1320港元。香港是个规范非常严格的城市，严格执行的结果使得香港50％的老百姓都有政府补贴。政府为了解决老百姓住房的问题，就用公共资源建设公屋，包括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
我们过去有没有这种概念呢？有的。1998年国二十三条出来了，当时规定80％经济适用房，10％廉租屋，剩下10％才是真正的商品屋。因此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房价都很稳定。但是从2003年开始，政府推出了国十八条，我们的政府偷换概念，把80％的经济适用房改成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这不就是商品屋吗？直到现在，几乎100％都成了商品屋，我们的地方政府对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一点都不感兴趣，它们的理由是中央政府拿了六成的税，却只干了三成的事，而地方政府拿四成的税，却得干七成的事，所以财政吃紧，必须靠卖土地维持财政预算。我们的政府把全体老百姓对住的需求都推向了商品房市场。我们的弱势群体，包括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怎么可能买得起商品房呢？2003年的政策一被推出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既然谈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我就想趁此机会告诉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学习它们的土地财政的新思维。
第一个思维：我们看看香港，2007年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是133亿港币，占CDP的0。8％。而2007年我们内地的卖地收人占GDP的比重是4％，远远高出香港5倍以上。到了2009年，香港卖地收入占GDP的1。53％，而我们内地卖地收人占GDP的比重高达4。5％。所以和香港比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内地依赖土地财政的程度更大，而且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数。如果具体到地方政府的话，比如说北京，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50％，这就不晓得是香港的多少倍了，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