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来直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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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提的是中国的强势媒体和学术机构对外国的关注，为什么从原先的亚非拉，少数民族，第三世界转移过来，牢牢的锁定在第一世界，这当然是我们国内的政策调整导致的对国外的认识方向、着重点的变化。从这一点就可以鲜明地看出来我们如何认识西方，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美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的主体。当然认识对象也有一种推动作用，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认识的主体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谈的是关于“他者”的知识，而最终追问的是我们在谈论“他者”的时候，怎样的建构自己，怎样的认识自己。
葛红兵：我非常欣赏你这个观点。我们谈论“他者”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建构自己。
我是在想，可能我们对世界的塑造，停止于我们所指定的利益，我们塑造的边界是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越过这个利害关系的任何正面塑造都不是为我们所必须的，如果在这个利害关系之内任何方式塑造的都是我们所必需的，比如说我们对美国的塑造，对日本的塑造，对其它第三国的塑造。而这条红线是怎么划定的呢？
郜元宝：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关于国外的报道当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国际关系的角度，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去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估计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姑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单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提到8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界一方面在继续发现西方，就是继续循着所谓“睁眼看世界”的道路，大量地翻译，出去求学，研究西方，这是一个中国的西方学的浪潮。（葛红兵：当时出了好几套很著名的丛书）当然这种继续发现的热情、力度、方式与“五四”时不大一样。同时知识界对西方的发现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向，它回过头来看，在近一个世纪的交往中中国已经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中国与西方交往，被西方殖民，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所以一方面在继续看西方，一方面又回过头看我们历史上的西方在中国身上打上的印记。这种“往后看”有很多种因素，一种是像你们两人刚才谈到的一种怀旧情绪。另外一种是出于很实用的目的，想看一看西方在中国的效果，就是中国人引进西方与西方交往以后实际的效果。这种研究是“往后看”的，试图寻找历史的经验，而继续发现西方是“往前看”的，是一种未来的向度，不确定的向度。我们不知道继续看西方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可以很实际的看到我们以前看到的西方在中国的实际效果。这两个西方现在在中国是两种思维交错在一起，恰恰是“往后看”这种对西方的认识不断地批评那种继续对西方的发现。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笔遗产。今天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认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近百年和西方打交道的历史。西方人不仅在我们眼前，也在我们脑后。
葛红兵：80年代以后，一大批人极端地强调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沿着“五四”的道路在前进，他们在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看西方的模式方面的确做的比较好，比如80年代初掀起一股研究鲁迅的热潮，当时主要是把鲁迅看成批判国民性的，跟中国人本身的固有的欠缺作斗争的反封建斗士，这个鲁迅实际上寄托了中国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的西方梦。文革期间我们也在看鲁迅，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亲苏联的鲁迅。文革以后我们看到的鲁迅实际上是西方化的鲁迅，启蒙化的鲁迅。比如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阿Q精神的批判，这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西方视野在里面。比如关于阿Q精神是愚昧的，落后的，可耻的，迷信的，这一系列的见解实际上有一个西方启蒙视野在里面。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找到了鲁迅，实际上是再次找到了西方的启蒙的视角。通过鲁迅，中国知识分子又找到了启蒙化的西方，被“五四”思想家神圣化了的西方。我现在倾向于这样认为，当我们国家倾向于进步、开放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比较高的看待西方。而我们国家越封闭的时候，就越倾向于用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视野中看待自己。刚才郜元宝谈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继承“五四”人的看西方，接受西方，塑造西方的经验的时候，有可能走的稍微过激，比如80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就导致了90年代对“五四”知识分子看西方，塑造西方的传统模式的背反。比如有一拨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中国早期的新生代青年，他们写了当时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书叫《中国可以说不》，这是一个对“五四”知识分子看西方方式的巨大反驳。当然主流知识分子学界是对这种“说不”的声音是嗤之以鼻的，觉得它不能代表任何声音，只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看法的极端化，民间看法的极端化，或者是故意的反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情绪谱系以及知识谱系。
中国人的“西方学”（1）
郜元宝：我想，在中国，如果能够从萨伊德那本书引申出一种中国的“西方学”的话，那么这样的西方学可能有两部。一部是带着中国人的脑子到西方世界去实地看西方，去实地考察，这是一种西方学；另外一个就是从西方曾经给中国造成的实际影响中来看西方——不管是捂着自己的伤口认识西方，还是现在那种怀旧的情绪，其实都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门学问了，那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西方人看东方，主要是凭到过东方的西方人带回去的材料，实地观感或者研究形成一部东方学。东方实际上没有给西方社会造成像西方给中国那样的冲击，所以西方人不可能身在西方去看东方，而只能深入到东方的腹地去看东方。一部分中国人到国外去获得直接的关于西方的知识，留学，考察，游历之类。更多的人则身在中国，从西方留在现代中国身上的烙印来认识西方的某一个方面，至少是认识西方向中国展示的那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拼在一起，有些地方可能是不能够吻合的。我觉得，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应该把这两个方面拼合在一起，发现它们的内在结构。
葛红兵：可能今天我们谈论的目的就是说要建立一门西方学。
王宏图：你们注意到吗，许多中国人谈论西方人的时候很少关注别人的灵魂，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性。有一次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说国外的社会秩序很井然，后来我问他：他们是不是感到很孤独？他说看不出来。的确也很难感触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的很多游记，在编织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的时候，要么把西方渲染成人世间的天堂，要么就指出它的缺陷，社会弊端，要么就是像过去官方僵硬的意识形态那样指出他们“精神空虚”，而什么叫“精神空虚”？实际上写游记的人很少关注那些内在的东西。（郜元宝：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发觉我们在谈论西方知识的时候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很少关心灵魂，在我们制造出来的外国图景中，我们对他们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关注，正是因为我们灵魂很贫乏。比如说这两年上海，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富裕起来了，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倒显得很破旧。有些中国人就会很自满，觉得我们跟外国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好。但反过来就想，这种所谓的“好”仅仅是看到了很外在很表面化的东西。
郜元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现代的传统中，对西方的确有迥然不同的几种认识角度，不过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认识的还是西方社会在他们看来比中国优秀的政治结构、经济和法律的模式等等，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根本就没有兴趣认识西方社会的内核，比如西方人的信仰的生活。
葛红兵：这还是“中体西用”观念的延续，觉得中国人在精神上要优于西方，比如说季羡林，他觉得中国是“天人合一”的，西方是“天人二分”的，所以西方人没有建立人和大自然是和谐的观念，而是人要征服大自然。所以西方人在大自然面前要么觉得很强大，要么觉得很悲观。
西方的外表西方的内核
郜元宝：在这个方面鲁迅是很优异的，他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去认识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其他族群的内心，认识他们的灵魂。在他的著作里，对西方的描写，对外国人的描写，不太看重他们的物质层面的问题，他只是抓住他们作家的笔下人的灵魂状态。但这种对西方的关注方法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实用的，更不会被采纳到政治的计划里去的。知识分子觉得鲁迅这种对西方的了解太傻了，太不实用了。在80年代初我们也作了很多努力。因为当时政府介入到意识形态的争论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学术界对西方的研究还是很受重视的，而现在则完全被冷落了。今天学术界谈论的西方，仍然是西方社会的物质层面，像鲁迅那样渴望了解西方人的灵魂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了。中国现在有许多关于西方的半吊子的法律专家、经济学专家、政治学专家，但是深通西方文化的学者，恐怕一个都没有了。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我觉得从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关注西方的重点，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学术兴趣还是被我们意识形态所驱使。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像“五四”那样“务虚”型的呢？我们这里所说的“务虚”只是一个比喻，意思实际上就是指关注他们的灵魂，研究西方人心灵深处的“生活方式”。我们更多的是高谈阔论西方的宪法怎样，西方的市场经济怎样，西方的政治如何，西方的街道设施，社区结构怎样，而很少研究西方人心里究竟怎样。“911”事件之后，我几乎一点也没有听到我们的据说是了解西方的学者们，有谁站出来，从灵魂的、文化的、宗教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我觉得很可能是后者，或者主要是后者。兴趣没有了，能力当然也就谈不上。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这种西方研究的貌似的进步的趋势里面，其实包含着严重的退步。
葛红兵：我想中国人对西方的意识受这样一些目的的驱使，第一个是功利主义的目的，就是“拿来主义”的想法，觉得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马上拿来，为我们所用，我们就去研究它，什么东西能够更快的改变我们，我们就去研究它。所以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科技，民主，我们都很容易去切近它。第二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比如人与自然的观念，人的基本权力的观念，我们就去反对它。我们受这两种趋向的影响特别深。总的来说，中国人没有脱离自身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去看待西方的习惯。
中国人的“西方学”（2）
郜元宝：上一次在你们学校开的会议上发生一场关于“911”事件的争论，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围绕怎样评价这个事件。他们谈论问题的切入点完全是政治的，似乎他们对美国的政治了如指掌。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他们自身对世界的政治兴趣上的。后来有几个年轻学者试图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