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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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时间很短，却模糊地有个印象，每位中华人心里似乎都埋藏着一种隐忧。夸大地说，心里似乎都有一种不安全的恐惧感。中国的强大是他们最大的盼望，可是中国人被酱得太久，偏偏一时强大不起来，这是一个难解的困惑和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身在中国的兄弟姐妹，再忍心把他们推到进退维谷的“侨胞”、“侨居地”之境，未免不当人子。
这种隐忧——不安全，甚至恐惧——可不是神经衰弱、多愁善感，而是从热泪中成长的。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的以中华语文授课的南洋大学堂，被悄悄地取销述方法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学的研究，企图在找出社会生活，以及印尼不准华文书刊进口，就是两响使华人颤栗的钟声。已故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巴素先生，曾叹息曰：“当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场苦难。”现在二十世纪已快打烊，我们还是同样叹息曰：“当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华人（Chinese），真是一场苦难。”前途布满荆棘，中华人像一个娘家无权无势，而又受尽公婆妯娌白眼的小媳妇，有说不尽的委屈悲愤。
没有人知道这种委屈悲愤的心情继续发展下去，结局是福是祸。柏杨先生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和第二大城槟城，各有一次讲演，都提出同一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抱怨。这可不是冲凉水澡的人劝屁股坐在火炉上的人不要抱怨，而是同受煎熬的患难朋友，互相勉励。我们除了看现象外，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两个星期前，一位学生老爷光临柏府，请我老人家指示机宜。盖他的女朋友跟走观灯一样，一个月就换一个。我曰：“你这么换法，不怕累呀。”他哭丧脸曰：“不是我换她们，而是她们换我。尤其姗姗，老头，你见过的呀，我那么爱她，也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另行高就。”接着把一群老奶攻击得连个蚌壳都不值。呜呼，要教别人爱自己，必须自己先可爱，同样地，要教别人尊敬自己，也必须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发冲冠，仔细想想自己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镜子兼骂大街，不能改变容貌，改变容貌必须心里先改变才行。学生老爷的性格古怪得像一头吃了癫痫药的毛驴，不要说老奶不爱他，连我这个老头也不爱他。中华人对其他民族受到特别保护，当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有换来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必把保护的功能估计过高，尤其是畸形的保护，会丧失竞争能力，那并不绝对是福，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装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地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地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的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泰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地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地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国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捶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于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占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炎地，感情用事，拼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女儿，蹲在沙滩上，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复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于水，言语浓于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安乐死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四
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柏杨先生碰到了“安乐死”——可不是我恶贯满盈，要御驾崩殂啦，而是参加一项由《新生活报》主办的“安乐死座谈会”。座谈会由该报主编韩爱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马，除了本地各层面人士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科幻小说家倪匡先生。这至少说明，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提起“死”，就丑态毕露，认为不吉祥不吉利，既跺脚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乐死”啦，简直五雷轰顶，老套出笼，曰：“丧心病狂，道德沦亡。”
倪匡先生是强烈支持安乐死的，他认为人有权利求生，就有权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权利，都不可剥夺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不管你是宗教大师，或是马路旁修摩托车的，都没有资格插嘴。如果法律剥夺，就应修改法律。《马来亚通报》专栏作家游枝先生，也强烈支持安乐死，他认为有些病人家属承担不了沉重的医生药，病人本身也愿意放弃医治，同时医生又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应该结束这个绝望的生命。
柏杨先生更强烈支持安乐死，除了照单全收，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外，另外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安乐死是一种人道，是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还有五代十一国时代，闽帝国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结帐。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卫司令官（皇城使）李仿先生，知道机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宠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杀掉。
闽帝国宫廷，是中国最最使人作呕的宫廷，集脏乱之大成——不是东西脏乱，而是人物脏乱。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为皇后的陈金凤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这位奸夫又拼命打李仿先生的小报告，李仿先生恨惧交加，就来一个先发制人。
杀了皇后的姘头兼皇帝的幸臣，问题可大啦，至少比杀一头猪的问题大。王延均先生一气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这时候如果一气而死该多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主要著作有与他人合著的《批判实，坐上金銮宝殿，亲自调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仿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结他的部下，进攻皇宫。王延均先生挡抵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军教他爬出来，他不爬出来，乱枪齐下，他陛下只好爬出来，浑身鲜血，满布创洞，头不成头，脸不成脸，在地上翻滚衰号，要求超生。宫女们不忍他这般翻滚哀号，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头落地。
我们介绍这故事，只是介绍他的结局，史书上曰：“闽主（王延均）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王延均）宛转未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杀了皇帝，是灭九族的罪名，可是宫女们却“绝之”，只不过“不忍其苦”的一念之慈。反对安乐死的朋友，如果处于宫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应，是也“绝之”乎？抑像剥皮的刽子手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陛下“宛转”到死乎？人性善恶，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台北一位美国籍青年鲁塞尔先生，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身负重伤，他的家属要求荣民总医生拔掉氧气管。于是社会上圣崽嘴脸像雨后狗屎苔一样，纷纷出笼，龇牙说，人不应杀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属委托，也是犯法，犯法就要入狱，没啥可客气的。荣民总医院医生老爷大吃一惊，赶快解释说，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已经死啦。鲁塞尔先生送到医院时是否真的已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气管措施。柏老认为，拔掉氧气管时，他阁下恐怕是还没有死，如果已经断了尊气，医生老爷自会拔掉，何用亲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地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采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道，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