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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红尘静思-第49章

小说: 红尘静思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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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已毕,请听宏论。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于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罗”。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在不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饥饿状态,常常空着肚子投亲投友。柏杨先生幼时,常看到大人们相逢的场面,一把抓住远客,号曰:“闲言少叙,填饱肚子再说。”人生温暖,就在此一句。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哪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迫问哪一村。于是,两个陌生的家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家奴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于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布,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教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尸。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铝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载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地“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得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鸿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拼命地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僵尸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于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地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分而食之

八○年代第二愿是——吃饭分饭。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太多的奥秘,教人越想越糊涂。即以吃饭的方式而言,至少就发展出两大形态,一是洋大人的分而食之,一是中国人的聚而食之。为啥形成这两大差异?当初是哪位太乙真仙捣了那么一下鬼,捣得如此这般的截然不同,真需要专家学人,追根究底,找到他阁下,问问他到底是何居心。

聚而食之的场合,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庭的焉,一种是伙食团的焉,一种是宴会的焉。不论哪一种,都同样地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而且成了专门制造疾病的细菌传染工厂。有些卫道的酱瓜之士,一听说不卫生,马上热血沸腾,号曰:“洋大人亲嘴就卫生啦?他们火车站也亲,飞机场也亲,马路上也亲,怎么不传染呀?偏偏中国人骨肉团聚在一个饭桌上,不过共喝一碗汤,共吃一盘菜,就不卫生啦。崇洋媚外,也不能崇洋媚外到这种程度呀。”呜呼,亲嘴有它特定的对象,而且往往只不过一阵子,过了那股热劲,也就自动收山。聚而食之,却是每天三顿,病河永浴,白头偕老的也。而且贵阁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乎,穷措大朋友年初时买了半碗食油,放到桌子上,规定每顿饭时,家人只能用筷子轻轻地沾上一下,以润枯肠。到了年底一瞧,半碗油不但没有吃光,反而成了一碗油啦,盖筷子上的大量口水,倒灌而入,自然猛涨。势大财粗的老爷,如果说聚而食之的汤和菜里,绝对没有别人的唾液,恐怕最忠实的马屁精都无法呐喊响应。夫家庭之聚,吃吃亲人的口水,或许没啥了不起。但是伙食团之聚,或宴会之聚,去吃那些毫不相关,甚至陌生人的口水,就实在他妈的于心不甘。咦,怎知道他有没有花柳病,病菌已经进入口腔?又怎知道他有没有肺结核,病菌已经扩散?更又怎知道他有没有麻疯,病菌已经冒了泡?如果有的话,顺着口水,倒灌入汤菜,然后再倒灌入自己尊肚,一旦躺到床上哼哼唧唧,小鬼敲门捉拿,还不知道该病是怎么弄到身上的,见了阎王报到的填表时,连笔都难下。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当工友,前些时前往探望,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大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在那里毕恭毕敬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武帝采纳,听医生老爷的训话。医生老爷曰:“老娘既有肺结核,就应该教她单独进餐,为啥还要挤在一桌?弄到今天这种样子,一家人都成了痨病鬼。”大人喘气曰:“我们于心不忍呀。”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是生非,猛地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

疾病传染固然是常识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问题,在聚而食之的景观这定,汤碗里也好,菜盘里也好,无一不是病菌老爷的聚会场所。它们一个个身轻如燕,从四面八方,乘着口水,驾着唾液,蜂拥而至,一番联欢,交换心得之后,再顺着筷子汤匙,各奔前程。包管先是“病从口出”,接着是“病从口入”。

除了疾病传播,聚而食之似乎还有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小就在饭桌上对自私的心性,作过度的培养,培养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反应——目光如豆,勾心斗角。

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原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肯定世界本原是精神的,是,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占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则是稗子、沙子之类动植矿物。米的成分当然不会那么少,那么少还能吃哉?但菜的可怜,可想而知。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几乎用最精密的食油探测器都探测不出啥。偶尔有盘花生米,立刻天下轰动,约法二章:“只准骑马,不准坐轿。”骑马者,只能夹一粒;坐轿者,筷子平放,划地而起,一下子就是三五粒。嗟夫,一盘能有几个三五粒耶。这种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固余味无穷,但当时却是高级知识分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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