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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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幕不能忘记的，就是三某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短短胖胖，是急诊室的专任护士。有位母亲带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来急诊，实习大夫立刻拿着盐水、针管下手（在台湾，我所看到是，只要发烧，就注射盐水针，不懂是啥道理）。那根长针，柏老，不知你见过没有，东插一针、西插一针，头上、手上都试了，针就是插不进去，一下子就滑出来。孩子哭得快要断气，可怜的母亲一串串的眼泪往下流，最后她大着胆哀求那位护士说：“请大大夫先来看看，再给孩子打针。”那位护士勃然大怒，嗓门升高了十度，骂起来：“什么大大夫，小大夫？没有小大夫，哪里有大大夫？”那位母亲连忙认错哀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已半个小时，孩子受不了。”我和那位母亲同病相怜，看她心如刀割，我就悄悄地站到跟前，怕万一她碰墙自尽，我好拉她一把。后来那位乱插针的“小大夫”终于放弃尝试，叫来了“大大夫”，把针插入，总算是雨过天晴。
这种“天使”，这种“仁术”，我宁可去自杀，也不去看这些嘴脸。不知道他们生不生病？他们的家人生不生病？还有一次，病人需要立即开刀，开刀房没有水（那时台风刚过），所以工友就用水桶（那水桶是黑的，还有锈），一桶一桶地往开刀房提，大概是用来消毒的吧。幸好没有停电，否则医生摸着黑，给病人开刀，那才是绝技。
还有一次，托我的老师许宗尧先生，找到啥民总医院副院长，请求收留我妈，副院长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一辆救护车直觉主义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数学的基础问题，即，把我们母女上拉到啥民总医院的急诊室，不到十分钟，放射科的主任“亲自”带着一群随员要下楼探视。我想他大概不晓得来者是何许人物，竟能劳动副院长亲自下手令。但一看我们母女枯焦干瘦，衣服褴褛，好像饭都没得吃的，身旁又没有嘘寒问暖，他就明白了一切，问了没两句话，站了不到五分钟，就呼啸而去。那一刻，我们的自尊心完全破碎，只觉得死了比活着好。不久又有一位女医生下来问话，千遍一律，给我妈输血，要我立即去买血（就在啥民总医院里面）。我先去排队领买血的证明，再去排队付款，再爬到三楼（记不清了）去领血，再送到急诊。放心不下我妈一个人在病床上，急得我团团转。柏老，柏老，这种煎熬，你可经历过？孙观汉伯伯要我扬善隐恶，我实在做不到。累积起来的恨，不是局外人几句话化得开。
在美国，我住过三次医院。在美国这样社会里，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一切都是由医院负责，我丈夫用不着装着钞票，来医院陪我，他完全放心。在医院里吃喝随时供应，每天一定铺床、换床单、换冰水，为病人洗身、洗头发（依病人自己的意思），帮助病人行动。护士们都面带微笑，随唤随到，哭丧着脸的太少了。医生最少每天来看你一次，和善地开玩笑，捏捏你、逗你，没有一个板着脸训话的……这样的医生、护士，你当病人的会不安心？说句老实话，就是被他们治死，我都觉得应该原谅
台湾的杜鹃窝
前些时，电影院演出《飞越杜鹃窝》影片，电视台播出《冲破杜鹃窝》影集，揭露美国精神病院的重重内幕。有些朋友垂泪告曰：“看了之后，心都结成一团。美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精神病院竟有那么黑暗，精神病人受尽苦难，却无处申诉。”呜呼，这些朋友真是井底之蛙，所见太小，他们如果看了台湾的精神病院，恐怕会觉得美国的精神病院，简直是天堂。
在江湖上，期负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不算英雄好汉。所以大人不打孩子，武士不打平民，臭男人不打女娇娘，如果犯此一条，不但落得千载骂名，死后还要变八脚鱼，被人捉住，烤而食之。只有下三滥瘪三者流，才不顾一切，冬天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而世界上最最没有抵抗力的动物，莫过于精神病患者矣。除了非常严重的少数患者外，绝大多数患者都是间歇性的，有发病的时候，也有清醒的时候。可是因为八脚鱼密布的缘故，精神病人遂注定地在劫难逃。当“杜鹃窝”里那位根本没有精神病的男主角，向委员会申诉他们受虐待时，八脚鱼一句话就把他刻骨的悲痛，化为一缕云烟。八脚鱼曰：“他是个精神病呀！”这就够啦，谁肯相信精神病的话也。
从《飞越杜鹃窝》、《冲破杜鹃窝》的镜头上，中国同胞对美国精神病院的现代化设备，恐怕都有点心荡神移，像热水浴、休息室、宽敞的住处、有肉有食的饮食，觉得那也不错呀，于是认为台湾的精神病院，大概也是如此这般。咦，有此一念，天理难容。台湾的精神病院，迄念为止，共七十七所，公立的只有六所，私立的则达七十一所。公立的柏杨先生没有参观过，私立的倒是参观过几家，归来之后，一连几夜都做恶梦。我们已抨击过不少恶医，然而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比较起来，我们抨击的那些恶医，不过小流氓而已，精神病院里的恶医，简直是职业性一级杀手。
在理论上，精神病院是医疗所在，教科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些私家的精神病院，不啻阎罗王屁股底下的十八层地狱。进得院来，层层铁门预先决定的，而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但并不否，条条铁链，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进入病人囚禁的房子。病院办公室都很美丽，有的还悬挂各种匾额和各种奖状——天晓得那些扁额和奖状是怎么弄到手的。但走进第一道铁门，立刻就有一种味道，家家不爽。三重市附近那所病院，最为拔尖，女病房设在三楼，男管理员却跟她们同锁在房门之内，而很多女病人都没穿裤子。该病院特派男管理员跳井救人，至为可敬，而该男管理员晚上是不是也跟她们住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白天硬是如此，便不得不努力瞪眼。三四十个女病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个统舱，每人只有一个光光的榻榻米，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如果蔽体，就无法看出她们没穿裤子矣。台北近郊的另一所病院，阴阴惨惨，更加一级，像蜂窝一样的小房间，既潮又湿，有些伸手不见五指，只见幢幢鬼影。厨房里虽然已准备好每人一个鸡蛋，可是那是专门给视察大员看的，而视察大员半年才来一次，于是病人半年才有一蛋，平常日子，只有一碗饭和一碗空心菜煮的汤，汤里大概可能还有几滴沙拉油。在台北重庆北路的那所病院里，还有一位黄发碧睛的荷兰籍女士，她跟其他中国女同胞一样，蜷卧在光光榻榻米上，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柏老匆匆一瞥，所见如此。但我知道，私立精神病院的所做所为，有些更使人浑身发冷，似乎他们对病人不是在治他们的病，而是在喝他们的血，不要说一个病人，纵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一旦被投进去，也得发疯。无论男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臭，那说明病人很久很久没有洗过澡。很多病人还害着肺结核或其他恶疾，但他们仍得日夜挤在一起，互相传染。嗟夫，没有牙刷，没有牙膏，没有毛巾，没有替换的衣服，完全的绝望，像一群等候烹宰的猴群，得不到一点怜悯。病人如果胆敢提出请求或胆敢提出抗议，他唯一的收获是八脚鱼的一顿臭揍，揍啦等于白揍。在正式监狱里，看守虐待囚犯，囚犯还有控诉的机会。在精神病院，管理员、医师之类虐待病人，病人却连控诉的机会都没有，前已言之，谁又肯相信精神病的话也。
最使人毛骨悚然的是，女病人往往被无情地强奸。这可用三重市附近那家精神病院为例，男管理员大无畏地跟女病人关在一起，而女病人中有些又是没穿裤子的，情形到底如何，恐怕一言难尽。以致有些女病人的精神病虽没好啦，而新得的yīn道炎和花柳病，却缠绵终身。男病人则往往被无情地鸡奸。大概是前年（一九七七）的事吧，小说家黄春明先生前去参观，发现一个男孩子光着屁股伏在榻榻米上。黄先生好奇地走近一点，管理员立刻用被子盖上，但黄先生眼尖，仍然看个明白，那男孩子的肛门红肿溃烂，不堪卒睹。恰好黄先生身边有照相机——按规定是不准携带那玩艺，以免机密外泄的，但黄先生在周围人士咆哮阻之下，仍摄下那个珍贵的悲惨镜头。可是，当那些女病人男病人向人哭诉时，谁又肯相信一个精神病的话也。
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必须经过具有三年以上经验，受过专业训练合格的医师，鉴定之后，才能决定。在美国若干州论基础不应当是辩证唯物论，而是康德的以绝对命令为基础，还必须经过法院判决才算数，为的是保护人权。可是，台湾目下流行的，权力就是知识，警察老爷在街上发现“形迹可疑”的朋友，三句话问不出所以然，就往精神病院一送，“病院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再见天日，难上加难。我们说警察局“一送”，未免把事情说得太简单，有些精神病院还苦心孤诣地跟警察局建立联络，甚至放出暗探，一听抓了一个“精神病”，立刻大喜若狂，纷乘计程之车，四面八方，杀奔而前。于是先下手为强，谁先到谁就“嚎糠嚎糠”，欢载而归，往囚房一塞，喀嚓一锁，银子——政府的补助费——自动上门。一个人，不管有病没病，落到这种杜鹃窝里，不身首异处，已算祖宗三代积德，如再求过像人的日子，真是愚不可及也。我们且看一段郑泰安大夫所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上曰：
“在私立医院治疗的患者，其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已有多年，一进病房就有一股恶臭扑鼻，木制的病床有的已经损坏，迄不修理。有些棉被破碎得像纸块一样，患者的衣服更是又脏又破。有一次，在某有私人医院顶楼，看见该院养了一群洋狗，该院工作人员正在抚玩它们，只只养得既肥又壮，毛也洗得洁白无垢。而在旁边的病‘人’，却面黄饥瘦，这一对照之下，真令人感到不平。”
古人云：“乱世人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