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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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通过情结和受挫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不幸的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给女儿造成了有罪感，这种有罪感又将表现为女儿对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为，这种情况会如此反复，代代相传。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为了抵御滥用特权的诱惑，女人非得要么幸福之极，要么做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现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数学的精确性认真筹划自己的业务，但是当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时，当他“放松”时，他就会变得没有逻辑性、说谎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同样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险，因为她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却不可以这样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侵害。从孩子角度来看，假如母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专横地通过子女去实现自我的女人，那么这将是十分理想的；让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的机会比现在少得多，让孩子在别的孩子中间，在同他有着非个人的单纯关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娱乐，这同样是十分理想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成宝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亲的视野极限。

他不可能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体，她哺育了他，她照顾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创造出一种只有身为独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处境；即使她把赌注押在他的未来上，她在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这就是说，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儿子会忘思负义，而且他的失败将证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同在婚姻或爱情当中，当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要让别人去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为了过一种他认为比非本意地沿袭纯粹生存更为重要的生活，则炮制出种种理由；让女人受母性的束缚，将会使这种处境永远地维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参与很时兴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想不断地通过超越，通过向新的目标、新的成就的运动，找到对自身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没有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牺牲品，还是相反，生出自由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当的社会，孩子将基本上由社会机构来管理，母亲将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对女人将不完全是与职业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农民，化学家，或作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度过孕期，因为她对自己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的将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将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争中掌握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意义，将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如果说今天女人基本上无法把让她离开家几小时并让她精疲力竭的职业，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协调起来，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职业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隶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人作出努力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护和教育。就社会方面来说，这是失职问题；但是，借口某种自然法则、上帝或者人类需要母子相互独占来为此辩护，则是虚伪的；这种束缚，实际上只会造成双重的毁灭性的压迫。

那种认为女人通过母性可以具体实现和男人平等的看法纯属欺骗。精神分析学家们曾煞费苦心地证明，孩子会给女人提供yīn茎的对等物；但是，这个男子汉的标志虽然值得嫉妒，却没有人会自欺说，仅仅占有yīn茎就可以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或者达到生存的顶点。关于母亲神圣权利的谈论也不乏存在；但并非是由于做了母亲，女人才赢得了选举权，未婚母亲至今仍是声名狼藉的；只有结婚，母亲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说，只有从属于丈夫，她才能获得荣耀。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孩子十分依赖的就是他而不是她，尽管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比他要多得多。如我们所见，这就是母子关系完全受她与夫文关系的影响的原因。

因此，夫妻关系、家务劳动和母性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整体。若妻子能和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务负担；若能对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这种和谐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分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不协调。

妇女杂志充满了给主妇的忠告，它们教给主妇洗碗时如何保持性魅力的艺术，怀孕时仍穿着入时的艺术，以及把撒娇、母性和经济协调起来的艺术。但是，甚至连一丝不苟地照这类忠告办事的妻子，不久以后也会被她的操劳弄得头昏脑胀，未老先衰；有一双因洗碗而变粗的手和一个因怀孕而变形的身体，而又依然想吸引人，这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色情型女人开始怨恨起孩子，因为他们毁了她勾引人的能力，使她失去了丈夫对她的注意。另一方面，若她属于十分有母性的类型，她就会对丈夫宣称孩子及其他一切都归他个人所有感到嫉妒。

如我们所见，结果又是“好”主妇在反对生命活动：孩子成了打蜡地板的敌人。在伴随对干净整齐的家甚是留意而出现的气愤的责骂声中，母爱常常消失了。毫不奇怪，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一种神经质和刻毒的状态下度日；她总是在遭受这样那样的损失，而她所得到的又靠不住，从不在肯定会得到之列。她不可能通过工作本身得到解救，因为她对自己生存正当性的证明，要取决于和她自己的人格相异的自由人格。女人被关在家里不可能形成她自己的生存；她缺乏把自我肯定为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因而她的个性不会得到承认。

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许多农民当中，女人只不过是个雌性家畜，她受尊重的程度依她所干的活儿而定，如果她消失了，会被毫不遗憾地替换。在现代文明中，她丈夫认为她或多或少被个性化了；但除非她彻底放弃自我，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那样，在对家庭的热情而专制的奉献中淹没自我，否则她将因被贬为纯粹的一般存在而痛苦。她是那（the）主妇，那（the）妻子，那（the）母亲，她是唯一的而又无法辨认的；娜塔莎以这种最高的自我贬低为乐，并且拒绝做任何比较，以此来否定其他人的存在。但与此相应，现代西方女人却希望感到，人们能辨认出她是这个（this）主妇，这个（this）妻子，这个（this）母亲，这个（this）女人。这是她在社交生活中所要寻求的满足。

第18章　社交中的女人

家庭（thefamily）不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由于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沟通，它的封闭性在减弱；家（the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