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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第二性-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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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Hugn)那里。但是,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俱乐部。杂志以及“布鲁默主义”之类的情愿运动,全都沦为笑柄。当时最有知识的女人,如德·史达尔夫人(Minedestae)和乔治·桑(Geong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Jues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特律坎(NorbertT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女性劳动的调整进行得缓慢而拖沓。法律只是在1874年才加以干预。然而,尽管帝国开展了竞选运动,涉及女人的规定却只有两条:禁止未成年女性做夜工,她们在星期天和节目有休息的权利;她们的工作日被限于12小时。至于对30岁以上的女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不准许她们从事矿井和采石场的地下劳动。1892年11月2日,出现了有关女性劳动的第一个宪章,这个宪章禁止做夜工,限制工厂的劳动时间;但它给各种骗局留下了可乘之机。1906年,工作日限制在10小时21905年,每周休息一天成为法定权利;1907年,女工获准可以自由支配她的收入;1901年,女人带工资体产假有了保障;在1917年,1892年的规定得到了有力的重申。1913年,对产权做了详细的规定,禁止女人从事危险繁重的劳动。社会的立法逐步确立起来,女性劳动的保健问题也受到了全面注意,如女售货员要有椅子坐,不得长时间暴露在室外等。国际劳工署在妇女劳动的环境卫生条件、体产假权等问题上,还促使一些国家达成了国际协议。

女工听天由命这种情性所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表现在她们不得不满足于的工资方面。对妇女的低工资现象有种种解释,这应归之于各种因素的复合。只说女人需求比男人低还是不够的:这只不过是马后炮式的辩解。实际情况宁可说是,如我们所见,女人无法使自己不受雇主的侵害。她们必然面临有可能让她们失去自由的竞争,这种竞争使抛到市场上的产品,在制造时不计劳动消耗;她们还要相互进行竞争。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女人是在一个仍存在着家庭的社会中通过劳动追求解放的:她受父亲或丈夫的家庭的束缚,往往满足于给家里带来额外的钱。她虽然在家庭外面工作,但却是为了家庭。既然女工不必完全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她便容易接受大大低于男人的报酬。既然很多女人都满足于低工资,付给女人的报酬当然会维持在十分有利于雇主的水平上。

据1889-1893年做的一份调查,法国女工在日工作量和男人相等的情况下,其收入只是男人的一半。另据1908年的一份调查,在家里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工资最高不超过20生丁,一般只有5生丁之低。一个受到如此剥削的女人,要在元救济或无保护人的情况下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1918年,在美国,女人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在德国,一个女矿工在采煤量相等的情况下,其工资还不到男人的石见。在1941-1943年间,法国妇女的工资增长率略高于男人,但她们的工资仍明显很低。

如果说雇主因女人可以接受低工资而热情欢迎她们,那么这一事实却引起男工的反对。在无产阶级事业和妇女事业之间,并不存在倍倍尔和恩格斯所谓的那种利益一致。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美国黑人劳工问题,并可以用此种方式去加以描述。在社会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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