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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黄仁宇文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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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95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18、贞观之治 
  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6英里,南北5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1/8。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110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500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18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7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22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7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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