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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经济史的趣味-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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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40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前两名。20089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得主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或Asian Moary Unit)。亚元不是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13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中的权重最高(约30%),日元其次(约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亚元区的最早构想,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7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的。为什么到了2009年底,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作用。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近。有一件事恐怕是错的:Mundell在2001年时说,十年后会出现亚元区。日后亚元若有机会成立,除了报章杂志分析的利弊得失,经济史上存在过的金本位、英镑圈、法郎圈、马克圈,它们的兴衰史也很值得借镜。以下要介绍的故事,是这类特定经济圈,在碰到全球性的恐慌时,可能会产生预料外的效果,这是筹组亚元圈时要先有的心理准备。

东南亚国协会徽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几个主要经济圈(金本位圈、大英国协、东亚圈、美元圈),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效果。先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变化:1929年元月时,全球贸易量约5;352百万美金。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底大崩盘之后2个月,全球贸易量急跌到4;857百万美金。再过1年(1931年元月),只剩下3;259,1932年元月时还有2;134,1933年元月的数字是1;788。换言之,4年内萎缩到只剩13。如果把这些数字逐年逐月画出来,形状就像一张蜘蛛网,但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圆心急速收缩,很像太空星球崩陷成黑洞的过程。十年后到了1938年,世界贸易量已大幅回复,但仍只有1929年的90%。
全球经济「覆巢」之后,各国的对策不同,但有个共同特征:逐渐形成区块化。意思是说,会依地缘关系或过去的殖民关系,组成各自的圈子,相互加强贸易。换句话说,这些小圈子会用差别关税、配额等手法,来排斥圈外的国家。简言之,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国际贸易变成区块化、圈子化,其中的三个大圈子是:以英国为首的大英国协圈、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金本位国家圈、由德国带头的中欧圈。主因有二:
(1)大恐慌之后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在国贸方面的做法,就是用关税阻挡外货入侵,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与就业,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SmootHawley法案,就是个显例。相关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对某些行业(纺织品)采取配额限制,或对某些国家采取差别性的关税。大英国协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一项协议,对会员国采取关税优惠或免税。德国采取差别性的贸易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2)国际金本位在1931年9月开始崩溃后,各国货币的汇率各自浮动,对商品报价和交易结算产生很大困扰。原本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各自结合成货币圈,例如英镑圈、马克圈、美元圈、金本位核心圈。结果是:圈内各国的币值相互稳定,但各集团之间的汇率则起伏不定。
区块化之后,集团内各国的关系密切化,相互融资贷款,圈内的各国产品容易进出,联合排斥非本集团的国家。换言之,这就像人际关系,正常时开放互流,遇到危机就组成派系排外。哪些因素会把哪些人聚在一起呢?(1)地缘近,(2)语言文化相似,(3)使用共同货币,(4)宗教信仰相同。景气变差时,愈和自己人贸易,反之亦然。
以下举实例说明这个现象。英国出口到大英国协的数量,从1928年的44%增到1938年的50%;从大英国协进口的数量,从30%增到42%。同一时期,法国和殖地与保护国之间的进口量,从12%增到27%,出口量从19%增到28%。德国和六个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量,从17%增到28%,出口从13%增到28%。日本和韩国、台湾、满州之间的进口量,从14%增到39%,出口从18%增到41%(东亚共荣圈)。这是全球性的共同趋势。
同样的道理,1930年12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相互解除贸易障碍,目的是减少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在1932年12月组成荷比卢关税同盟,互相免除关税与人员物资的进出管制。这等于是在各自的小圈内完全自由贸易。如果没有伙伴的,就各自去串联,例如19312年间,意大利和遥远的奥地利、匈牙利签署贸易协议。1934年美国和17个西半球国家,签署贸易互惠协议,但由于地理差距甚大,总贸易量并未大幅增加,要到1945年战后,才显示出这些协议的效果。
还有一个圈子,是中欧与东南欧诸国,他们还想维持金本位制,1931年11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会议,把多瑙河流域国家组成贸易集团。美国也和菲律宾、古巴、中美洲各国,以及加拿大、阿根廷组织美元圈,但效果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让不同的国家结盟?地缘性重要吗?语言呢?GNP水平呢?货币的相近性吗?答案如下。(1) GNP的水平很重要,这很符合常识:物以类聚,富人和富人来往,穷人和穷人做生意。(2)距离是最大的杀手:贸易原本就是要互通有无,距离远运费就高,自然影响意愿。(3)地缘的邻近性很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地缘性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意愿。(4)原来的殖民地关系最重要,尤其以大英国协内的效果最明显。(5)共同货币圈也很重要:马克圈、英镑圈、金本位圈内的国家,因为币值相同,汇率稳定,互信度高。
从上述192938年间世界大恐慌的经验,来看今后筹设亚元圈的前景,上述五点恐怕都会构成障碍。(1)亚洲各国的GNP差异太大,硬要把穷国和富国聚在同桌吃饭做生意,恐怕场面不协调,也撑不久。(2)在今日的运输条件下,会员国之间的距离已不是重要因素,这项因素已转换成各国的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的程度。(3)会员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语言、心态差距过大,沟通协调的成本太高。(4)各国的货币不一,汇率浮动的差异度高,很难协调出互相接受的「亚元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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