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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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多少有点儿不够种？见吉生……”他看着黄娃和牛百顺同时都轻轻地点了点头，“唉”的答应了一声，就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么点儿事就把你们两个作难得死活都不肯开口说。要我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说出来又值个什么了？你们不知道，我这一向也正为这地多得种不过来发愁着呢！你说送给人吧？和你们一样，也还不是担心自己先开口说了，人家如果不要，自己岂不自讨没趣儿，落个难堪，弄得下不了台？就这样搁着吧，心里又整天操牵着放不下。你们不知道，这事难为情得很，不过今天说开了，其实咱们原本害的都是一个‘病’。”说罢三个人不由得就都哈哈哈……仰头开怀大笑了起来。他们朗声笑了一阵儿后，牛保民就郑重其事地对他俩说：“话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谁也就都别再藏着掖着的了，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反正我实话实说，你俩谁也都别介意。”黄娃和牛百顺连忙点头应承道：“那是，那是。”牛保民接着就又说：“你们看，我城北城南离村子近的那几片好一点儿的田地，我是要给我自己留着种的。吉生前两天来我这儿时，把我崖头儿上相对大点的那片儿地给他要去种了—他家原来的地也确实太少了。现在所剩下来的就是沟沟西、涧东边和庄基梁上那些小块地了，你俩如果不嫌那些地块儿小，不好种，就随便拣着种去吧。”黄娃和牛百顺一听牛保民话这么说，一下子就都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连忙一叠声地说：“不嫌不嫌。你看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我们干吃枣，怎么还能嫌核大呢？”黄娃年轻性急，生怕被牛百顺抢先占去了自己称心的地，即刻说：“保民哥，那么咱今儿就说定了，你涧东边那片五亩大的一块地，正好和我家的那地连畔着的，我做起活儿来方便，那么我就抢先种了—你千万可不敢再答应给别的人了。”牛保民很爽快地答应说：“行！没问题。”牛百顺接着便也说：“你庄基梁上那几块一亩来大小的地，虽然地片儿小一些，但离村子近，经管起来方便—你就给我吧。”牛保民这会儿似乎是有求必应，只听又随口答应道：“没说的，就按你说的那样办。你们俩既然来了，就看看我那些地，还有那一块是你们想要的，都说出来，我心里也就有个底儿了。”这两个人于是都很知趣地一连声说：“这就够了，这就美得太了。人活在世上不知足还行？”
就这样，牛保民把自己家的那些离村子远的，地块小的田地，一下子就干送给人了四五十亩，这样以来，给自己留下来的田地就都是些旱涝保收的好地，仅剩下个五六十亩了—也就是说他把一少半子地都干送给人了。从表面上看他家所占有土地，面积一下子要比以前少了近一半子。他的这一举措在庙东村即刻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又一次交口称赞他的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牛保民又一次在庙东村赢得了好口碑。庙东村那些得了牛保民田地的人，哪一个见了牛保民能不热情、不感激呢？谁在人面前能不说牛保民的好话？谁都知道牛保民是把自己一辈子用血汗积攒下来的钱所购置的田地，分文不要，白送给他们了。庙东村的人迟早一说起这话，无形中就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牛保民无偿让村里人在他家城南离村子最近的那一块地里取土，给牲口垫圈以及他前几年得下儿子的时候把他家那一年十亩地所产的谷子全都送给村里缺吃的人吃了，这些善行联系起来。常言说“君子看素行”哩，庙东村的人一致认为牛保民这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向来就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德行好，好积福行善，把钱财看得轻一些，而只崇尚一个“义”字；除此之外，也没有谁会觉着他还有其它的什么用意。
1951年，势不可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阴县惊天动地地展开了。这一运动很受穷人的欢迎，很快也就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了。孟至乡作为土改运动华阴县分期进行的第三期（最后一期），在前两期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瞬间也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中，县人民政府广泛发动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不仅给所有农民都分门别类地一一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且还没收了地主的浮财，把地主家的房屋、土地（除给地主适当留一部分、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外），剩余部分全都分给了日子过得穷苦的农民大众。土改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胆小的穷苦农民对土改运动还了解得不十分清楚，担心新建立的共和国政权不稳固，害怕地主们日后重新得势了会秋后算账，还不敢接受政府所分给他们的那些原本是属于地主家的土地或者是房子，后来他们看着那些胆大的贫苦农民占了地主家的房、地，不仅没事，而且还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并且社会秩序也日益平稳起来了，于是胆子就大了起来，积极性也高涨了。
这时候，庙东村的人们对划定阶级成分流传着两句口头禅，即“定富农凭算的，定地主凭看哩”。这就是说富农成分难以划定，它要经过一系列的详细计算过程，只有计算出某一户在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连续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才能予以划定富农成分；而地主成分的划定，那就不需要烦琐的这一套程序了，它只需要贫农们一致表态这家子没有主要劳动力，生活来源全是靠剥削他人获得的就行了。牛仁义自然是庙东村土改运动中定地主的头刀鬼了，而且还被定成了恶霸地主。
牛保民这些日子居安思危，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尽管他知道他在庙东村的人缘很好，然而还是惟恐村里的那些贫农们眼红他的家道，想分他家的财产而要求把他家定成地主或者是富农成分。于是他这一段时间很是小心谨慎，一直深居简出，只是白天干活时才走出家门，到地里去默默地干自己那些干不完的农活儿，和谁轻易也都不多说话；太阳刚一压山他就从地里收工往回走，到家把大门一关，就再也不出来了，从不轻易串门子、说闲话，也不随便打听那些有关土改的事情，更不会在人前频频出现、走动。因为他认为他家的日子前景如今吉凶难卜，所以目前他对什么都没有好心情，一切都循规蹈矩，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心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暗暗在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平安无事，免过眼前这一大劫。他亲眼看见土改工作组带领着他村的那些贫雇农成分的人，闯进了隔壁他兄弟牛保国的家，拉走了牛保国家的那两匹还是他从马恩娃手里给要回来的骡马，把牛保国家的地绝大部分都分给了庙东村里的贫雇农。牛保国和他分家时所分得的那间半一院房，前半院也被分掉了，前房分给了原先看城门的老李头儿，前院的那两间厦子房分给了牛百顺的哥哥—因为早年逃壮丁被他父亲用刀砍断了右手食指而吓得至今还有些神志不清醒的老贫农牛百善—现在牛保国家的那座院子里，一共要住着三家人的。就这样，庙东村的那些贫雇农们把牛保国的媳妇张妍那个胖婆娘还定成了地主分子，整天不依不饶地拉到群众会上去斗争。这一回多亏牛保国下落不明，不在庙东村，要不然的话，他不死也得掉层皮。在这事上只是可怜了张妍，她跟上牛保国过日子，没能享得上一天的福，现在却把本应由牛保国承担的处罚，自己给承担了不少。目睹着这许许多多事情的发生，牛保民心里整天就像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他十分胆怯，生怕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会猝不及防地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牛保国家论房产，原本是三间宅院，一人一半儿分的，他家一点儿也不比保国家少；论土地，自己家里现在比牛保国家还要多得多（幸亏自己以前还算察觉得早，灵醒了一点儿，把一少半子地都干送给人了，要不然那还更多）。牛保国家现在都已经被划定成地主成分了，那么自家离地主成分的划定还能有多远？恐怕也是在劫难逃，迟早的事吧。牛保民成天价这样想来想去，只是苦于不能想出一条金蝉脱壳的锦囊妙计，只有做好一切精神准备，听其自然，默默地等待着厄运到来的那一天。
牛保民每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忍不住就胡思乱想起来，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和牛保国媳妇一样，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牌子上还写着“地主分子牛保民”这样几个大字，被揪到高高的台子上挨斗争。台子下边的贫雇农黑压压一大片，一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举起了拳头，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嘴里高呼着口号，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斗争他。这些日子里，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晚上都重复着在做这样的恶梦，在梦中往往被这样的场面惊醒，吓得坐了起来，心在肚子里嘣嘣地跳个不停。他手捂着胸口，不住大口大口地直喘气。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就这样地等了一天又一天，直等到村上召开土地改革总结大会，这样的厄运也没有能降临得到他的头上来—他意外地得以幸免了。事后他才知道村里的土地改革领导小组为给他如何划定成分这事，也没少发生争议，甚至和庙东村比邻的赵村也还有不少人检举他，认为他和牛保国是亲弟兄，既然牛保国家都已经定成了地主，他家理所当然地就也应该划定为地主成分。可能是由于牛保民人缘好，更由于庙东村很多的贫雇农从前迟早有难处，只要到牛保民跟前去告借，都没落过空，都多多少少地蒙受过牛保民的恩惠或者得到过他的关照。这些人有的这时候就在土改领导小组中，还多少拿着点事儿，他们不忍心昧着良心瞎说话，因此经过反复审核，庙东村的土改领导小组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牛保民和现已划定为地主成分的牛保国虽然是亲弟兄俩，但他俩解放前十年早就分家了。牛保民确实家道比牛保国还要殷实点儿，但这是牛保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的。全庙东村的人谁不知道牛保民勤快、能吃苦，庄稼户的什么活他都能干，并且干起活儿来一般人谁还都没法陪得住，一辈子就知道种庄稼，靠务农为生。不论是田里、地里，他都不愧是个行家里手，不管怎样评定，他都不失是一个主要劳动者。再说了，经土改领导小组仔细一查证，牛保民解放前（1947年、48年、49年）雇长工也不够连续三年，更何况他一直是陪着他所雇的伙计没黑没明地在地里干着活的，所以他和牛保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谁也不能面对现实把白的说成了黑的，即使再有想把牛保民扳倒，按下去的人，他也不能够把牛保民说成是附带劳动力。于是牛保民在庙东村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个富户，但他终于凭着自己的苦身子逃过了这场一眨眼就会降临的厄运。牛保民家既然因为牛保民不能认定为附带劳动而不够划定地主成分的标准，那么把牛保民家一年的剥削量一计算，居然还连定成富农成分的条件也都达不到了，最后只好给牛保民家划定了个富裕中农成分—牛保民成了革命团结的对象。牛保民尽管在这场暴风骤雨似的土改运动中虚惊了一场，但终归是好人好报，有惊而无患。
1952年初夏的一天，牛保民的儿子牛德草和他们那一帮帮子碎娃在巷道里玩猫捉老鼠游戏。玩累了后，他们就散开各回各的家去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