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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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译者】在六月间去世了；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足球赛；战争又弄得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一一取消；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也作罢了。体育专栏编辑们报道职业足球赛的消息，但并不热心，因为足球那时还不很吃香。不过足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那天，华盛顿红人队在该队球场比赛，他还去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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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这阵动人秋色逝去之后，要过好久才到另一个黄叶纷飞的和平时期的秋天，到那时，当年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些失去了生命。日后战争结束、远征军坐船回国时，当年的少女已近中年，体态也不那么柳腰纤细了。教人惊奇的是，那时美国女子一般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比现在矮），体重可有120磅（比现在重）。也许抚今追昔，已经难以看清当日的景象，但是从装束打扮的变化上无疑也能窥见一斑。那年秋季时兴的是长发垂肩，不然就是剪短了卷起来。女学生把头发披在背后，袅袅婷婷地走过校园，就像年轻的女神一样。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说的：“从背后看去，哪一个姑娘都是美人。”
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