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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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总统人望太高，还不敢公开攻击他，更不要说诋毁他的家属了。

有产阶级这时既已从1933年初的恐慌中脱出身来，他们发现罗斯福所谓“复兴”原来并非要回复“新时代”的繁荣，于是反感更甚。罗斯福要改变局面，可是尽管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学校，来往于上层社会，他要变革的却不会有利于有钱的人，而要造福于受压迫者。企业界一致认为，罗斯福老是谈论什么“被遗忘的人”，这只有助长社会动乱。于是，《美国新闻》由戴维·劳伦斯署名，《纽约先驱论坛报》由马克·沙利文署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由弗兰克·K。肯特署名，先后开辟专栏载文抨击新政。《星期六晚邮报》更是专门容纳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邮报》有个主笔愤愤然写道，“说什么美国企业界领导失算，其实不如说全世界都失算了。”这个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雇用童工极力辩护，硬说“对美国孩子进行发家致富的启蒙教育，最好的办法是从小让他千活。”后来卡特·格拉斯也议论新政派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任美国总统（1801－1809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译者】是不会理睬这帮子人的！”由之可见，反对罗斯福，是个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党派之争的问题。

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我们现在不如住到俄国还好些。”波士顿有个书店甚至通知总统著作的发行人贝内特·塞尔夫说，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

除此之外，有些陈词滥调也是常常听到的：“那个人”！“那个家伙”打算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来度过大萧条；我们的孙子还要付出代价的；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是外国人，少发救济，扩编警察，闹翻天也不怕！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笑脸是假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安上去的；他一辈子没挣过一分钱，就靠他老娘的收入过活。他反正是个犹太人，祖先是荷兰犹太种，改了姓，还不是个纽约犹太油子！（为了证实末后这段话，还编了详尽的族谱，说罗斯福的老祖宗是什么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并无其人。）

马奎斯·蔡尔兹在《哈泼斯》月刊1936年5月号发表《他们恨罗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他们依然恨罗斯福》。在这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里，他分析了那些仇恨总统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个砚象，未来的社会史家如果不甚惊奇至少也难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今天竟这么疯狂地仇恨罗斯福？”他补充说，“只能用仇恨这个字眼，因为这是深恶痛绝，是满腔怒火，完全不讲道理的。”蔡尔兹以为，“整个美国上层社会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简直成了一种偏执狂。”

尤其使蔡尔兹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谩骂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的最低点后，他们的收入恢复了，银行差额也已补足了。”有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有的还增至十倍。”公司股息还增加了四成有余。而且富户的所得税又还很轻（每年进款一万六千元，不过上税一千元）。罗斯福的捐税，有不少是以加工税、出厂税的形式，转嫁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的。

尽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户（蔡尔兹管他们叫“百分之二”）还是不把华盛顿政府当做自己的政府。他们争相传诵那个“罗森菲尔德”神话，其实就是逐字引述戈培尔谣言小册子。他们有的竟公然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这话虽属无稽，也可见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说罗斯福当总统，他买卖也不愿做。杜邦公司有个副总经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兴办署找到待遇较好的差使，向他辞职，他真气急了。罗斯福谈到伯利恒公司总经理，说：“告诉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赚一百万元啦。”罗斯福的话这次居然如实转达，伯利恒公司有个经理听到，竟然心脏病发作。蔡尔兹发现，财东们的怨气也传给中产的白领职员，因为他们对老板仍是不胜钦敬，依旧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这些人跟“富人们”（这是他们对那“百分之二”的称呼）不一样，工会于他们无碍，华盛顿夺去财阀巨商的权力也对他们无损，可是他们觉得，不骂罗斯福显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总统挨了骂，心里反应如何，不易揣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过欢迎这些人的仇恨，可是他这种人不会因为有谁引起众恶而高兴，更不用说被恨的就是自己本人和家属。据蔡尔兹的报道，“他好象并不在乎”，可是有些记载证明他是在乎的。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文章说，罗斯福想发表和解性的演说谈谈美国工业界的作用，总先要听听新政派重述大老板们在家里流传的那些传说轶事，然后他就慢慢绷起险来；而那篇演说如果发表，显然也“要变成扎手的大蓟，而不会是什么橄榄技”。总统曾对诺曼·托马斯说，他在挽救资本主义，表示对资本家的批评很是不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分发供各报编辑参考的“内幕新闻”给大家传阅，自己不发表意见。原来这篇“新闻”说的是，总统确实得了梅毒。

在罗斯福未死之前，无论他采取多么于人无碍的措施，都从未逃过那“百分之二”和追随他们的人的指摘。1939年他建议提前一周庆祝盛恩节【十一月第四周的星期四，到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大约还有一个月。——译者】，目的是把采购圣诞节礼物的时间拉长，这对小商人大有好处。谁知道全国竟分裂为两派：有二十五位州长赞成，二十三位反对（反对派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了一罐沙丁鱼以示抗议）【美国风俗，感恩节要吃火鸡。州长不吃火鸡，改吃沙丁鱼，表示节也不过了。——译者】，最后只好由国会两院开联席会议解决。就是死后还有人骂他，《小孤女安妮》的作者哈罗德·格雷就是驾他的一个。总统1945年得病身故前不久，格雷的画中人物沃巴克斯老爹说是受不了罗斯福再连任总统的前景，跳楼自杀了。罗斯福死后，格雷又让老爹复活，因为“气候变了”，一个有家产、有教养的人又可能自由呼吸了。

沃巴克斯老爹和剧作者这一类人属于多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极端分子。这样仇恨罗斯福的人三十年代后期最多，珍珠港事件后就逐渐减少。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认为，“1934、1935两年间这些人火气越来越旺，直到1938年左右还不见减退，以后似乎略有缓和，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泄气乏味。”1937年罗斯福屡遭挫折，他们幸灾乐祸，活像阅读笛福的《疫年纪实》【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的《疫年纪实》描写1664－1665年伦敦鼠疫流行的情况。——译者】一般。1938年经济衰退时间不长，他们未免失望，可是到了秋天目睹罗斯福再次受挫，又不禁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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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新政，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他创立新法的本领，在初任总统那两个百天已差不多用完，提出而尚未通过的那为数不多的法案，都是跟国内重新抬头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的。国会山进行改革的劲头已经消耗殆尽。到了1936年11月，只有罗斯福那样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还可以把那庞大而涣散的联合阵线保住，下一次竞选时保持统一，只是靠了战争的临近。这条阵线的薄弱环节在南方，而在最高法院争执中形成的保守集团，则月复一月，力量不断加强。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说，认为保守集团即南方集团是不对的，因为“所有来自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议员都支持它”。至于敌视这个集团的人，他说都是“来自大城市，政治上受到外籍人和迁居城市的黑人的操纵的。正是这些势力的代表，在新政上暗中施加了影响。”

其实，这种影响从来都有，变了的不是新政，而是议员们本身。有个愤懑不平的新政派说得好，“农民们先前忍饥挨饿，水尽山穷，不亚于城市贫民，总统把这两种人都解救出来，只是农场主们却忘恩负义。”话说得对，可是于事无补。戴斯表现出来的反对城市人的思想是一股新的强大势力，他们对于城市里那些骗子手的思想行动的仇视，本质上是因为自己思想保守。据1938年的民意测验，总统虽则人望未减，他所使用的方法和所掌握的权力却受到质疑。而且，支持他的程度有所改变。据《奉福》月刊调查，选民仍约有百分之六十二支持他，可是原先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九认为美国少他不得，这时减到百分之十七点七，而认为他执政以来仅仅功大于过的则有所增加。自从《文摘》周刊预言大选结果不中之后，人们已不大相信民意测验，可是不久举行的中期竞选证明总统威信确是渐减，议员们阅谈民众来信，也感觉到有此趋势。

最后一个新政法案是《公平劳动标准法》，1937年初向国会提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