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荡匪-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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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风暴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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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苟延残喘的“应变计划”（1）
广州。
余汉谋和薛岳在卫兵护送下走下台阶，对视了一下，握手告别，颇有点赴战场捐躯的悲壮意味。
忽然间，久经阵战的薛岳凉了半截：过去国民党中央军将红军、游击队视作“土匪”去追杀，如今却“风水轮流转”了，他要变成上山下海的匪盗了……
他喃喃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匪也没办法呀，这是共产党所逼的。”
成都。
阴雨绵绵，寒风刺骨，蒋介石在完成了“应变计划”的炮制后，匆匆登上他那架“美龄号”专机。
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机场警卫闪亮的钢盔和刺刀，权倾一国的委员长正像一头惊枪的野狗般消失在中国大陆的一隅……
他忽然抖着两个握紧的拳头，用自己那句著名的粗口声嘶力竭地吼道：“娘希匹，我老蒋还要回来的！”
1。 薛岳喃喃道：“败者为寇，这是共产党所逼的呀！”
余汉谋和薛岳虽然重新受到重用，但总也快乐不起来。
他们是在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打得焦头烂额的势态下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
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被委任为广东省主席。
为了固守南疆，余汉谋对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四个军，进行了补充整顿；而薛岳则竭力扩充保安师，让自己的心腹薛叔达、邓智才等当上了师长。大难当头，还是“打死不离亲兄弟”。
蒋介石本来一向害怕地方军阀抱成一团，形成割据的局面，孤立中央政府，而此时“大敌当前”，他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势而为了。
在南方，共产党领导下的粤赣湘边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给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制造了不少麻烦。为了斩断南方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军的会师，巩固“华南大后方”，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粤北南雄县城设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下设参谋处，军法处，政法处等。经余汉谋推荐，其心腹军长叶肇任总指挥。广东省的曲江、乐昌、仁化、始兴、南雄、翁源，江西省的南康、全南、龙南，湖南省的汝城、桂东等县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察队均归其指挥；国民党军六十三军和李弥兵团的一个师及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的一个独立营，也归其调遣。
一时间，叶肇的军权之大，不可一世，让人眼热。
1949年5月，骄阳如火，知了鼓噪。
“剿总”总指挥叶肇在南雄县城召集辖区各县长和军队团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
在重兵把守的县政府，叶肇抽着烟，咳嗽几下，吐了一口浓痰，说：“诸位，今天我叶某人把大家请来是有要事传达。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十分猖獗，正举兵南下，将我广东民众陷于水火之中，根据上峰的指示，决定大力实施扩编地方武装的计划，阻止###南下的步伐。因此，粤赣湘边区剿匪总指挥部规定每一个区必须成立一个相当于一个步兵连的自卫中队；特殊困难或人口较少的区可成立一个小队或两个区合编一个中队，但要事先报告批准；各县设一个自卫总队，若干个大队等。自卫队员均由各乡壮丁选派，主要是抽调预备兵役充当，以最小的三等县计算，自卫队人数不少于1000人。自卫队的任务是对付中共游击队的活动，解放军南下时参与国民党驻军的阻击作战，而一旦阻击不成，我们这支队伍就成为我党打游击的主要力量。大家清楚我讲话的意思吗？”
“叶总，清楚了。”有人嚷道。
“清楚就好，我继续讲下去。自卫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等一切费用，概由各县负担统一筹划。为此各县都成立了一个筹给委员会，主要是向各户征收自卫队食谷、购枪谷，以及抽收各项捐税。一般户每月缴自卫队食谷10斤以上；一次过摊派购枪谷100斤以上。”
“报告叶总，老百姓如今日子不好过，连自己吃的都没有，哪有什么粮上交啊？”有人大声说。
1。蒋介石苟延残喘的“应变计划”（2）
“这我不管，哪个区、哪个县交不上粮，我就拿你们是问，懂吗？”叶肇大声地回答着，在他的权柄下，要“搞掂”一个人，容易过“借火”。
这大规模的征粮征款行动，使本来就贫困交加的农民更加雪上加霜。而所谓价领的枪弹，原是“公家”的东西，不过是借此勒榨人民血汗，以中饱私囊。自卫队需要的武器，除各地自行向私人购买和借用外，主要是向广东保安司令部价领。按种类定价，一支普通本国造的旧步枪，价值约1000斤谷左右，因而大大加重人民身上的负担。另一个筹款方法是大开烟赌，从中渔利，群众不仅遭受盘剥，还深受鸦片毒害。
贫穷和毒瘾使粤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呻吟……
国民党当局的广东“应变计划”是在1949年4月下旬开始实施的。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到了广州。
余汉谋和薛岳根据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计划，采取了三项措施：
（）
一是缩小行政专区范围，增加专员公署。如将原辖13个县的韶关行政专区一分为三。韶关专署，下辖南雄、始兴、曲江、仁化、乐昌、｜乳源六个县，专员龚楚；英德专署，下辖英德、翁源、清远三县，专员薛汉光；连县专署，下辖连县、阳山、连山、连南四县，专员李楚瀛。并且规定各专区自成一个游击区，专员即游击司令，和###周旋。专区缩小后，便于“剿总”指挥掌握，兵力可化整为零，也可化零为整。
二是调整组织编制，规定原来的地方武装团警，保持自卫中队、大队的组织，由各县长兼任总队长。原则上规定专员以上各级干部，要以本地人充任；各县地方武装的活动范围一般不离开县境，特殊情况下可由行政专员（即游击司令）调动或集中使用。
三是规定了补给和联络办法。明确各县武装转入游击活动后的给养，统一由各县自行解决，强调所有能够使用政权的地区，都要照旧执行国民党所颁布的政策法令，继续收粮收税。同时规定了各县同“省府”和“专署”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密码和对空联络记号等等。
1949年8月16日。广东省政府会议厅。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第12届委员会第46次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由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
欧阳磊、邓辉、薛汉光、龚楚、李楚瀛、黄志鸿、陈丹青、洪之政、柯远芬、李江、谢锡珍、谭启秀、吴斌、董煜、谭明星等15位专员坐在大圆桌的前排，他们分别兼任广东省保安第一至十五纵队司令。
与会者心事重重，表情严峻，连开会前惯常的说笑也没有。谁都知道，半个月前，随着赣南战役的结束，江西已经飘起红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的硝烟隐约可闻。这次会议是否就是国民党广东省府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能否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不得而知，谁也不敢去想。
惟颇具军人风度的薛岳似乎显得临危不乱，他故作轻松地向大家介绍了最新战局发展情况和广东国军方面的周密防御部署。同时宣布，为了适应当前作战和未来应变的需要，决定在全省15个专署分别成立一个保安纵队，各个县建立一个保安支队，并派现任各县县长兼任县保安支队司令。薛岳宣布这些决定，本是要给大家壮壮胆，打打气，但因是与“应变计划”联系在一起，使会议更增添了几分凄凉而又落寞的气氛。
薛岳没有被部属的沮丧情绪所影响，他故作沉稳地向与会者逐一解读所谓“应变计划”的详细内容，他这一番话，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
“由于###盘踞大陆以来，甘为苏俄走狗，不惜残民以逞，因而造成国内空前未有之饥馑现象，国际上第三次世界大战亦无法避免，因此本府本部为争取时间，开展匪后工作，建立###据点，特提示要领如下……”
他把一只烟蒂塞进白色金属的烟灰缸里，清清嗓子道：“一是各部务必固守岗位。各路总指挥，各军、师长，各纵队、支队司令，各专员、县长与岳久共患难，忠贞不渝，素所深知，惟间有藉故滞留港澳者，应即不日排除万难，进入驻地或辖区，切实负责使部属有效死之心，民众有来归之望，不然遥领空衔，何补于国，即当查明彻惩，以为泄沓偾事者戒；二是要争取民心。###军事、政治之措施系趋向苏俄一面倒之政策，搜刮国内所有物资、粮食、壮丁、学生献媚主子，民众水深火热，无法生存，望我拯救者甚殷。此时除了军事上积极开展游击战外，尤应着重政治宣传，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由人人怕匪进而为人人杀匪，消灭其区乡政权，孤立其县城机构，以收到军事、政治齐头并进之效果。”
1。蒋介石苟延残喘的“应变计划”（3）
“三是严明纪律……”说到纪律，薛岳的目光顿时凶悍起来，似X光扫过众人的面孔，“纪律为建军政治之命脉，值此袭击匪军，争取民心之际，尤不可稍涉松懈。我###救国军全系民众武力，不仅纪律严明为已足，更应激发天良，竭诚保卫家乡，爱护民众，惟目前部队补给困难，其维持纪律之方厥，惟责成各级部队长，当地自治人员设立供应站，一切所需由站代办，切不可派兵挨户索取，影响纪律，妨碍作战，又各级人事系统，原有一定之建制，最忌滥委滥派，败坏军誉，往事昭然，幸弗忽诸；四是取给于敌。陷区各级军政机构经费，及部队粮弹、装备、医药之需因事实上之困难，与交通上限制，无法补充接济，我军政同仁必能体念时艰，谅此苦衷，务望益励忠贞，杀敌致果，即以匪之所有补充我之所无，一俟大军登陆，自可源源接济；五是情报迅确。近来各处情报间有失去时效，或不实不尽之处，以后务宜迅速确实，以利戎机；六是推诚协力。丁兹国家民族绝续存亡之交，吾人既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问为部属，为友军，昔日恩怨如何，必须急难同仇，和衷共济，协同动作，并力以赴，否则为匪所乘，后悔莫及矣！”
散会了，军官们各怀心事，驱车匆匆离去。
余汉谋和薛岳在卫兵护送下走下台阶，对视了一下，握手告别，颇有点赴战场捐躯的悲壮意味。
忽然间，久经阵战的薛岳凉了半截：过去国民党中央军将红军、游击队视作“土匪”去追杀，如今却“风水轮流转”了，他要变成上山下海的匪盗了……
他喃喃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匪也没办法呀，这是共产党所逼的。”
2。“应变计划”：蒋介石离开大陆前的“上方宝剑”
1949年12月3日。
寒风萧瑟，黄叶凋零。
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座国民党控制之下的省城———成都，除了青天白日旗在夕阳下飘荡外，了无生气。
陆军学校院内，靠东南角武担山下一幢浅灰色的二层小洋楼上，蒋介石独自坐在这幢临时下榻的套间里面的卧室里，一动不动地思索，连勤务人员也不准进来打扰。
连续几天，他就这样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