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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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里·斯鲁特想，命运给了他一碟奇怪而难以消化的苦菜，开始败于儿子，现在又败于他的父亲，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配做他的对手。拜伦·亨利至少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小鬼，这改变了斯鲁特关于聪明女人对迷人的外表是不是敏感的一些想法。但拜伦父亲的外表没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这个人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留了一头厚厚的黑发，同时腰板挺直，说明他为了使外表端正做了番努力。但是他的疲劳而带皱折的眼睛，粗糙的双手，有了皱纹的嘴角和迟缓的动作都说明他已有了年纪。
斯鲁特约好到民族饭店去与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及亨利海军上校会齐，然后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他将给他们当翻译。这个即将来到的特殊荣誉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他好象有某种因不祥的预感而恐惧的情绪。
德军进犯的开始几个星期，斯鲁特的胆小本性，象有些人刚得干草热或高血压病一样，并没显示出来。斯鲁特是一个崇拜苏联的人。他相信喇叭广播的消息，并且硬说德国人宣布的胜利是一种宣传。在他与德国人之间，相距六百英里，中间还有一亿俄国人，而更主要的是有伟大的红军。就连德国空军想飞到这儿来也太远。从他这胆小如鼠的晴雨表能看出莫斯科天气晴朗，有阳光，情况很好。莫斯科人——平静、善良、衣衫褴褛、戴便帽的男工，围披肩的女工，戴少先队红领巾的男孩们和女孩们，都有一张呆板而平静的脸，看起来都很相象，好象是几百万个堂兄弟。——沉着地堆着沙包，给玻璃窗封上纸条，举行防火演习，为还没出现的空袭作准备。其余的人，在晴朗和暖的阳光下，各干各的事。银色的阻塞气球在广场的绞动机上面上下浮动，旅馆和博物馆屋顶上的高射炮伸出炮筒，脸色红润、束着皮带的青年穿着新制服和质量很好的皮靴，川流不息地走向车站。坦克、重型卡车、用汽车牵引的大炮，昼夜不停地隆隆响着西去。剧场和电影院还照常开演。街上小贩出售的冰激凌还是一样丰富。夏天的杂技演出现众很拥挤，因为今年除了熊舞以外，又增加了象舞的节目。如果你相信你在莫斯科听到或见到的事情的话，苏联已在很远的边境上顶住了来犯的敌人，并使纳粹经受了第一次大失败，正象莫斯科电台广播宣布的一样。
明斯克沦陷了，接着是斯摩棱斯克，然后是基辅——德国人得意洋洋地宣布胜利，一两星期以后，俄国也逐一承认这是事实。空袭开始了，德国空军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之内。大使馆除了斯鲁特谁也没有感到惊慌，因为谁也没有对俄国人寄有多大希望，尤其是，别人也没经历过华沙的考验。五月份以来，大使就命令在离城三十里外的一间大房子里开始储备食品、汽油及其他供应品，坐等德军围攻。个别美国人对俄国人的办事别扭感到恼火，甚至盼望看到德军列队走过红场。至少，有人喝了几杯酒后曾经这样说过。
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一个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来到。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象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尽止的抱怨世界都反时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个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象泉水一样涌现，已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这些在欧洲的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象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是因为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在雪花石的维纳斯像上方盖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条条。
“嗨，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掉得克里姆林宫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俾弗勃洛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上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是酒。”亨利嘟噜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真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一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个扣子。真混！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个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车座，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摩斯电码以明码相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去，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吗？”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酒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免得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
“不是为了我们才这样做的。”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必须交换有关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因为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个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个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吸已呵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口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个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眩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象爆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些什么看法？你们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面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个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司。”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