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第2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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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自命为“衷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
……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见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洛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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