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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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批的贤良文武被整肃？的确，祖父熟知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某些朝代在天下初定时期残害功臣的历史，也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初上台时期对大批领导干部的“大清洗”。这些活动使国家组织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并没有“垮”掉，这都是祖父知道的。看来，仅从大批贤良文武被整肃还不能完全解释祖父担心的“垮”。我想到祖父所处的时代和他经历的历史事件。祖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步入军界，而在北伐战争后成为独立军事、政治力量的。他在青年时期目睹了袁世凯由朝野瞩望的似乎无可替代的重磅级大总统（可终身任职）转瞬垮台的过程。其间亲属关系介入权力继替过程发挥了重要的负面作用称帝是这种机制的外在极端形式。袁氏垮台标志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亲属继替制度的合法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当年，祖父那一代青年军官在权力日隆、意气飞扬之际，常标榜的理念是功成身退，还权于民。不管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这种标榜反应了政治在社会精英中的认可或者说合法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下面引述祖父在1931年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例子。他是以墨西哥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阐发他的想法：“墨西哥以前是世界著名的乱邦，其政治之紊乱，不亚于我国，尤其不亚于我们四川。距今十七年以前，胡尔泰称兵猖乱，将总统马德劳杀了，窃位自立，专横达于极点。过后卡兰查举义，又把胡尔泰打到。殊知卡氏的横暴，更甚于胡氏。那时出了两个伟大人物，将卡兰查推翻，把墨西哥治理起来。我见着这两个人的高行，甚为兴奋，所以才详细地说。这两个人是谁？其一是拥有兵权的凯鲁士将军；一个是文人卢必欧。当卢必欧见卡氏的专横，以为非革命不足以救国，于是高举民主政治之旗，唤醒国人，举兵讨伐，凯也赞成民主潮流，举兵响应，共趋墨京，将卡兰查驱逐。可是卢氏得胜入京陈兵市上，当众宣布退职。他这几句宣言，是最有意义的，他说他戡乱的责任，并无争位的野心，今天大乱既平，请以兵柄还与国家，不愿为私人养一兵一卒。即时自解总司令职，飘然遁去。凯鲁士将军，也是谦逊不遑急欲求去，不过国事无人负责，不能如愿，然常以军阀自警，不敢再蹈覆辙，后凯鲁士就任总统，墨西哥的政治，便渐入正轨。数年凯氏任满，即自行卸职，毫不留恋。他的宣言，也非常令人兴感，他说墨西哥人民的观念，要转变过来，民主政治才能确立，总统和阁员的位职，不是褒奖军阀战争酬劳品，而是社会服务。墨西哥有了这两个伟大人物，所以国事渐臻发达，有新墨西哥之称。假使当时卢必欧拥兵自卫，与凯鲁士争权，墨西哥又不知乱到什么地步。又如凯鲁士任满职而不引去，欲以军权维持其政权，事甚易易，但是他们为国家前途计，克制其支配欲，政权欲，毅然卸职，为国家辟新路，为来者创先例，其眼光之远，用意之深，令人敬仰。”他总结道：“一个国家大乱之后，必须有二三领袖人物，毅然以身作则，多负义务，不争权利，注重公心，克制私欲，而后能正人心，厉末俗，平国难，定国基。”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亲属关系深重的国家中，使政治活动拔出于这种关系绝非易事。事实上，祖父1949年之前在政治圈里摸爬滚打，亲属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失败退至西康之后，财力有限、军队缩减，其属下几位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亲属。这样的组织结构在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时起到的稳定作用。在1949年祖父组织起义中，这些亲属将领鼎力支持，保持高度一致，为起义做出重要贡献，说明这一结构在某些条件下的有效功能。不过，祖父深知，此种格局可济一时，却不可致远；可治一隅，却不可驭全局；在政治大局中，已属苦撑。因此，祖父决不让父亲再进入此种政治，你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均可，乃至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亦有自由。在经过多年的磕碰之后，祖父得到一个看法，共产党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它依靠这种组织来整合国家，实现了大陆的统一，替代了有深厚传统但合法性已经动摇的以亲属为基础纽带的政治组织方式。而“文化大革命”发起后，伴随着大批共产党干部被整肃，毛泽东的亲属进入核心政治圈，林彪亦行此道。看到这种状况，他的感慨可想而知。他之所以特别关注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应当是将此看作一个重要信号。他之所以担心“硬是要搞垮”的症结，应当是在这里。祖父已经去了，我根据他的某些言语和曾有过的思路做出的推想是否何于他的判断，永远不得而知。
第三十三章向周总理说郭子仪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对周恩来总理的敬重日益加深。这不仅是因为周总理在困难的环境下对祖父个人和我们家庭的关照，而且更因为在政局危艰中，周总理所起到的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祖父把周总理看作是当时维系国家稳定、关乎国家发展前景之关键。1972年，有一次祖父开会回来，向祖母、父亲和我说起开会的情况。他说，在电梯上碰到周总理，向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总理听后，哈哈一笑，没有说什么。郭子仪是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的重臣，他平息叛乱、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文武之道抵御外敌，功彪史册。祖父借郭子仪这一段历史，既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重和望其保重的心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政局的态度。197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暗含着新的变数。祖父对于这一变数非常敏感。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内情，只能凭自己的政治经验进行猜测。“怕是对着周来的。”祖父如此判断，也隐有担心。虽然祖父担心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借能力非凡之手，来削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但是究竟如何做，结果如何，他认为“还要再看。”祖父所持“还要再看”的态度，既出于对当时中国政治大局的观察，也出于对复出的邓小平个人风格的部分了解。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时候，祖父和邓小平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父亲向我说起，祖父有一次私下说，他看邓小平的眼睛透亮、自信哥哥记得，祖父有一次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认黄的。”“不认黄”是四川的一句土话，其意思很难准确地用一句普通话来翻译。三字含有不认输、要坚持干下去的意思。但这还不能完全把“不认黄”的意思表达出来。“不认黄”还包含着做事讲原则，不为原则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动之意。祖父“再看”对了。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以后，和“四人帮”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后来所说的“拨乱反正”，振奋和凝聚了反对“四人帮”的政治力量。“这样就对了！”祖父对邓小平的作为极表赞成。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那时在山西，不在祖父身边。听父亲讲，祖父得知消息以后，很是悲痛。他虽然身患癌症，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坚持要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祖父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搀扶下去向总理告别的。父亲后来和我说，总理的遗体放在一个很小的遗体告别室里，规格很低。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悼念活动。哥哥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四人帮”倒台后举办的有关“四五运动”，即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影展、上映的纪录片和出版的影册中，有多幅珍贵照片是哥哥拍摄的。“四五运动”引来了“批邓”，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来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打倒，重病在身的祖父对当时的政局非常失望。
第三十四章“已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大约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左右。记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间里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进来，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肤看上去很光洁。那种光洁是我多年来未曾见到过的。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了“回光返照”四个字。当然，我没有说出来。祖父检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哥哥回忆说，他在医院陪住时，看到每天检查痰，化验单上写着“CA”，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心里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验单上出现“癌”字，便清楚了。祖父当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心脏和肺功能都不好。医生从他的身体状况着眼，认为不适合作手术，也不适合从事化疗、放疗之类需要较好身体才能承受的治疗，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其自然。祖父和家里人都认为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还告诉我们，肺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发展很快，短期内就会迅速扩散，有一些则发展缓慢，可能还等不到扩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时，病人身体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扩散较慢。我记得是吴院长和父亲谈的，谈时我在场。所有这些都没有瞒着祖父。祖父所患癌症发展比较缓慢。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信息。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祖父病危，速归”。我那时在大同铁路分局韩家岭车站当扳道工。韩家岭是大同南郊的一个车站，当时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朔州露天煤矿开发、大秦线建设和晋煤外运，变成一个大站），在铁道车站等级中属于四级站，站内十几个职工。车站距离大同市区骑车需要半个小时。那时不仅没有移动电话，就是直通的长途电话，车站也没有（车站只有铁路内部电话），电报是最快速的联系工具。但那也要发到邮电局以后，再通过邮差骑车送来。接到电报后，我马上找站长请假。但一时找不到替班的人。铁路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车务段的工作，岗位责任十分严格，来不得半点忽悠。这样，我不能马上离开，必须把这一班上完。我们的工作时间制度是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我算了一下，我上完一个班，乘车赶到大同，再换乘到北京的火车，最快总要一天多时间，不由暗暗叫苦。我有一种感觉：我如果迅即到达祖父身边，或许还能使他的生命延缓一刻，但现在的客观条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肯定是不能和祖父相见了。天意如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