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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借我一生-第27章

小说: 借我一生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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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可宽慰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巴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

我曾请教过两位北京的法学家:我没有收受过所谓“豪华别墅”的寸土片瓦,他们却在国家的官方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诽谤,海外媒体大量转载,结果反而是我败诉,他们胜诉,中国的法律就这样了吗?

一位法学家说:“这可能是操作上出了问题。你有名,却也只是一个外地的个体文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起诉政府主管的机关公务人员,也不摸一摸水浅水深……”

另一位法学家打断他,说:“更可能是法学观念上的问题。不少中国法官相信了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中国名人不够成熟,因此法庭应该故意容忍一些诽谤,促使名人成熟。”

“百岁老人也不够成熟吗?”我问。

他们一愣,随即苦笑了。

我随即正色说了一段话:“中国名人确实不够成熟,但肯定要比中国法律成熟。因为在名人受难的时代,法律没有出现。法律重新下地走路,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当然,比名人和法律都成熟的,是那帮人。”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1)

有人说,不管是为巴金老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都不必反驳那帮人。

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来一副漂亮的对联:

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

超世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

我回答说:“他们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化对手,却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江汝祺教授在旁听了一笑:“生活空间?你没听说大家都在进入虚拟空间吗?假酒、假药、假文凭、假记者层出不穷,盗版者敢于公开批判反盗版,造谣者敢于以造谣者的身份上电视,全都侃侃而谈、笑容可掬。民众已经适应他们,我们已经斗不过他们。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升任一座城市的文艺主管。说不定,他们不久以后还会发表文章,说你的叔叔并没有屈死在‘文革’之中,至今还活着,住在格陵兰岛你的又一套豪华别墅里……”

“更麻烦的是巴金老人,”我接着他的口气说,“过不了几年,很可能有人把他算作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否则他为什么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

我们边说边摇头,是啊,到那时,真实的历史都已埋进墓地,默然无声。他们现在已经是法庭上的“惟一证人”,传媒间真正的“公众人物”,城市里的“文艺主管”,到那时,更是一言九鼎。

倒是几天之后的一个电话,稍稍唤回了我的一丝乐观。

电话里传来年轻的声音:“余老师,您完全赢了!”

一问,原来是一群大学生在某省卫星电视里看到我的两个被告在信口放言。学生们在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他们太掉份了。从衣着、口气、手势、站相、坐相,都没法看,没法听。”

下一代心中的输赢,在生命形态上。

这些孩子早就热衷于虚拟空间里的网络游戏,但虚拟空间并不接受一切虚拟,反而能在高速变换的节奏中轻易地唾弃一切恶劣虚拟、低智虚拟、破陋虚拟,直接敏感生命的本体信号。

“你们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吗?”我问。

“闻到一股不好的气味就应该立即掉头,哪有心思去品味?”他们说。

他们竟然觉得,一个人的“气味”比什么都重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

下一代的这种态度,反倒有可能绕过历史迷魂阵,直问天性、良知和审美直觉,从而留下人类最珍贵的一点东西。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历史墓地边的新世纪法庭?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2)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才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

第四卷 墓地和法院 墓地和法院(13)

经曰:“菩提萨cuiy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gui碍,无槃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这就是祖母念了一辈子的《心经》。

我把这一段的意译为——

大菩萨,

大智妙,

引渡彼岸,

无所不了:

了却牵挂滞碍,

了却恐惧烦恼,

远离颠倒假想,

走向清净寂寥。

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我的意译是——

去吧,去,

到彼岸去;

一起超度,

大觉大悟!

好了爸爸,去吧。

第五卷 那一叠纸条 借住何处 那一叠纸条(1)

同济医院的太平间离抢救室还有一些距离。放弃抢救的最后努力后,医院的工人要来推爸爸。我们说不,我们来推。

太平间其实是一个冷库,排列着很多整齐的大抽屉。爸爸被推进了一个抽屉,孤单单的,冷飕飕的,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小空间,而且这个小空间立即就要关闭。

爸爸最怕冷。一阵秋风就要穿棉袄、戴帽子。他是这座城市里每年最早发布寒冬警报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晒,而且必须自己动手。他不太信任空调、火炉之类,只相信太阳,要亲眼看着太阳的光和热确确实实地经由被子,抵达他的身体。从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阳了。我敢于肯定,爸爸并不怎么害怕死亡,却会非常惧怕这个冰库抽屉里的狭小空间。

嘭的一声,闷闷的,抽屉关上了。我们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连自己也不敢正视,赶快回家,筹办追悼会,以忙碌来掩盖无奈。

为了追悼会,需要寻找合适的遗像以便悬挂,还需要寻找朋友们的通讯录以便通知。这些都在他那个整天上锁的抽屉里,由小弟弟余国雨去翻找。于是,一个神秘的抽屉静静地打开了。

说它神秘,是因为爸爸每天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坐在抽屉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们靠近,他总会轻轻合上。而且,次次上锁,一次不忘。

此刻我们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时时拂动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儿也许会有一些老人的秘密,会有一些疑问的答案。

照片找出来了,谁见了都说好,当即拿到照相馆去放大。我问国雨:“通讯录找到了吗?”

“还没有。”国雨说。

这是我预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结束时妈妈就对我说:“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开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不会把人际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样决绝。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在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决绝,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一点有关“友情”的蛛丝马迹。

这也就是说,在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会上,将不会出现他个人的任何一个朋友。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这真是人生的大手笔!

耳边传来国雨低低的声音:“大哥,过来一下。”

我连忙过去,看到他从抽屉内侧几排药品下面,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纸袋已经打开。

这是一叠泛黄的劣质纸,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却被收理得非常整齐。国雨在平静地翻动,而我,则蓦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触。

这个差异,在于年龄。我相信与我年龄相近的人,见到这样一叠纸张,不必先问内容,都会产生与我差不多的反应。

那些不匀的油墨,那些套红的标题,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惊叹号,那些拘谨的申诉,那些反复的涂改,组合成了一种恐怖的音响,扑面而来。这就像,仅仅是屋角蜘蛛网上的几丝白发,树梢残叶间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们带入那个不敢再想的年代。

毕竟还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远处有一双眼睛看着我,那是妈妈。悲痛不已的妈妈也看到了国雨从抽屉里翻找出来的这一叠纸,而且也快速地判断出是什么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动这些纸页,一定会一把抢过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里,不允许他用过去的伤害再伤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却不敢走近一步,因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个她最为了解的男人把这叠纸页保存到死亡之后,那么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读的重要遗物。

读解者,是我。

第五卷 那一叠纸条 借住何处 那一叠纸条(2)

第一叠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简报。

翻开第一眼看到一个大标题: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一看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这让我一惊,一直记得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后的事,怎么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农场劳动前就批判上了?可见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罢了,而我们,已集体失记。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这些油印的大批判简报中抄录一些文字下来,至少让弟弟们看一看,我们的爸爸曾被什么样的牙齿咬嚼过:

罪行累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就靠了边,但他贼心不死,凭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嗅觉,表面伪装老实,企图蒙蔽群众,暗地里却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果然,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这一段文字,人家都会以为我爸爸是什么大干部,因为他居然有资格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与北京高层的所谓“二月逆流”(文中所说的“二月黑风”)相关……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最普通的小职员。所谓为陈丕显翻案,只是一句随口闲聊被“朋友”们揭发了。

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

再翻下去,我实在既想哭又想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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