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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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一）
诺门坎一战，皇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算交了学费，但是这些参谋们是不会长记性的，后来还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国人，那事以后再说。
可这时大陆战场怎么样了呢？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就知道皇军们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九月进行的武汉作战，日军胜利了，占领了武汉。在同时进行的广东作战中，日军又于10月21日控制了整个广东。
可是，国民政府还在，蒋委员长还在。虽然打得非常惨，有时都不能叫作战，几乎是单方面地被屠杀，但是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什么党派）还是在抵抗。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社会都只认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那些皇军们，是真正陷进泥潭脱不了身了。
到这时皇军参谋们总算想起来老祖宗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一句话来了：“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这时候想要结束战争了。因为不结束不行了。为什么？只要看看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军的战死和战残（无法重返战场）的人数就知道了：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1941年：4。1万人。
这段时间内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山梨县有一个连队（团），战争开始就拉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就报废了一半，给打残了，只好拖回国内休整重编。好不容易重编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精锐部队拉到南洋去了，又把这支半残废的部队送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又是60％的损失出来了。又残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打呢？很简单，赌徒心理：总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迹。就昭和军阀来说，总希望“再来一击”，把蒋委员长打惨了，蒋委员长就肯投降了。他们也就能够从这个泥潭里面脱身出来了。股票市场上也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手里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舍不得割断，总梦想有一天会涨起来。其实那把股票早已经破产了。
而蒋委员长呢，和日本人的谈判其实断断续续倒一直在进行，但是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投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蒋委员长还放出话来，实在不行，就是迁到印度的加尔格达组织流亡政府也决不投降。虽然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陆军大臣佃俊六大将（陆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陆大30期），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等九人，会议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再打下去，连里子都快没了。
但是，历史的车轮既然滚了起来，而且是在朝着彻底碾碎大日本帝国的方向滚动的话，那么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统帅的“皇军”，还有一批无能而又狂妄的皇军参谋们，在这些因素彻底消失以前，战争不会结束，而他们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所以它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
这不，刚刚还在垂头丧气的皇军参谋们，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气宇轩昂了。
出了什么事？德国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在欧洲打起来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二）
先得把日本陆军和德国的渊源及其日本陆军怎么上的那辆轴心国战车说一下。日本陆军亲德，原因有相当多。从一开始建设近代化陆军时山县友朋，桂太郎等从普法战争的结果就决定下来了要学德国，后来请来的陆大的开山教头梅克尔少校也是德国人。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原因，日本陆军里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爬上去，而陆大毕业生里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大多数。日本普通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陆军幼年学校的外语是德语，俄语，汉语三者选一，就是说陆军幼年学校出来的人不懂英语。
而所谓“军刀组”（毕业成绩前六名）更是几乎为幼年学校毕业生所垄断了。军刀组毕业，有选择去留学的特权，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选德国，没语言障碍嘛。你看东条英教，石原莞尔他们全是留德的。到后来陆军三大衙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几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输得那样惨，就没有让皇军参谋们产生一点怀疑什么的？
日本陆军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是很重视的，专门派过人去调查。但不派还好，一派就更亲德了。
怎么回事？一次大战德国惨败，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他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堂堂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居然找不出一张像样的椅子来请他们这些客人坐。但是装着假腿，假眼的德军参谋们就在那儿站着办公，站在那里从零开始准备复仇。怎么不让这些皇军参谋们感动？
在东京军事法庭法官们最后的死刑投票时以六票对五票侥幸逃离绞架的当时日本驻德武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