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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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
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
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
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
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
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
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
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
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
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
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
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
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
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
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
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
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
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
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
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
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
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
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
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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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 ‘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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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
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
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