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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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
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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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
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
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
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
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
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
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
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
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
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
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
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
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
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
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
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
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
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
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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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
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
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
里的布置美仑美灸，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
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
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
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
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
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
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
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一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
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
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傅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
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
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满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
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
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
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
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
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
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
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
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
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
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
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
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