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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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
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
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
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
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
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
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
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
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
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
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
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
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
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
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
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
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
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
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
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
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
任何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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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
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
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
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
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
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
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
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
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
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
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
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
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
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
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
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
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
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
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
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
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
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
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
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
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三号；因为
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
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
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
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
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
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
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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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
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
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
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
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
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
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
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
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
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
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
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
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
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
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
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
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
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哲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
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⑤
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
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
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
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
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
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
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
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
工会。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
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
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