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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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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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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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
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
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
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
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
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
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
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
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
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