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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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
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
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
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
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
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
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
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
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
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
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
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
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
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
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
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
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
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
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
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
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
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
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
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
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
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
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间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
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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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
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
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
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
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
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
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
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
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
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
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
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
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
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
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些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
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
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
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
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
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
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
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
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
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
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
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
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
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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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的在发展。
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
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
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
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
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
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
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
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
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
尝不是中共一时无力实现的任务。
我很注意考察苏维埃和红军的实况，从不完全和不甚正确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
概。根据李立三所颁发过的红军番号，有江西东南部朱德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军，湘鄂西洪
湖地区贺龙的第二军，赣西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鄂豫皖边区邝继勋的第四军，赣西地区黄
公略的第五军，湘鄂边萧克的第六军，广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军，俞作柏的第八军，赣南
罗炳辉的第九军，赣东北方志敏的第十军和湘鄂赣边孔荷宠的第十六军等等。此外，还
有一些纵队司令等类的番号。在这些番号之中，只有三处值得一说，江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等部合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鄂豫皖边区红四军约有一万支枪，以及湘鄂西贺龙部约七千支
枪。
也只有在上述三个有军事实力的地区，形成了一些县级的和乡镇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其
上也相应形成了江西苏区，鄂豫皖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细考其内容，无论在那一方面说，
它们都很难说是一个政权，如果名之为游击根据地，那要恰当得多。那些苏区确是由枪杆子
打出来的，也靠枪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条件下，挣扎着力求与土匪有别，还说不上对全国或
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