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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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
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
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
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
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
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
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
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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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
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
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
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
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
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
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
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
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
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
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我笑着问他：“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
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
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
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
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
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
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
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
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
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
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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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
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
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
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
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推卸责任的；他在会议上嚓若寒蝉；现在有了鲍
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
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
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
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
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
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
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
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
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
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
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
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
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
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
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
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
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
“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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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
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
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
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
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
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