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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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
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
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
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
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
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
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
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
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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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
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
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
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
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
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
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
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
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
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
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
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
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
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
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
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
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
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
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
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
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
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
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
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
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
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
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
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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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
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
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
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
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
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
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间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
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
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
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
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
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
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
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
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辏А⒋骷咎铡⒘帧�
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
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
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
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
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
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
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
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
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
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
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
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
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体
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
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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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
会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
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
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
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
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
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
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
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
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
外，其余的人不无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