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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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
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
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
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
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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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
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
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
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
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
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
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
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
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
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
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
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
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
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
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
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
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
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
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
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
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
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
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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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
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
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
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
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
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
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
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
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
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
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
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
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
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
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
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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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