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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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
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
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
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
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
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
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
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
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
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
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
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
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
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
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
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
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
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
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
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
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
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
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
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
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
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
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
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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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
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
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
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
——《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
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
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
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
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
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
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
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
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
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
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
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
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
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
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
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
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
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
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
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
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
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
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
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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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
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
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
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
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
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
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
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
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
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
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
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
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
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
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
